語言之前
《生命之樹》導演特倫斯·馬利克的新作《隱秘的生活》，講述了一個奧地利普通農(nóng)人在二戰(zhàn)期間堅守信念、拒絕為納粹作倀的抵抗故事。影片以主人公的獨白開場：“曾幾何時，我以為我們能在高高的樹上筑巢，像鳥兒一樣，遠走高飛……”
熟悉馬利克的觀者，都不會對這句話表現(xiàn)的意象陌生。在馬利克的處女作《窮山惡水》中，那對逃離文明世界的年輕情侶正是在樹上建筑房屋，為自己打造了與世隔絕的王國。未被現(xiàn)代文明侵染的伊甸園，一直是馬利克和他的主人公們心心念念的理想所在。而在《隱秘的生活》中，馬利克再次用自己的詩意才華，呈現(xiàn)了這一理想。
在影片的前二十分鐘，農(nóng)人夫婦弗蘭茨和法妮沉浸在奧地利舍克爾山下的純真樂趣中。弗蘭茨的母親尚未過世，兩個女兒仍在嚶嚶學語，夫婦倆的日常，則是與同鎮(zhèn)農(nóng)人們協(xié)力耕作。而這純樸簡單的快樂，已經(jīng)是世界贈予他們的無上恩賜。
這段令人神往的段落，沒有幾句臺詞，反倒是片中人物細微的手勢、姿態(tài)和眼神，占據(jù)了觀眾的全部認知。弗蘭茨與法妮如孩童般在山間嬉戲追逐，也像不知矜持與審慎為何物的幼獸一樣，毫不掩飾對彼此的情感。由微微試探演化為狂亂撫摸的顫抖手掌、耳鬢的廝磨、額頭的相依、手臂與手臂的緊緊纏繞……它們比語言更能表達出兩人之間無法言傳的情感強度。
充滿靈性的攝影機，同樣是這個段落中的重要角色。它就像是弗蘭茨、法妮和女兒們身邊的微塵粒子，時而懸浮，時而猶疑，時而被片中人攪動，并隨之舞蹈。在馬利克的電影中，攝影機的第三人稱視角，永遠源自自然。但這個自然并不是一個平靜得近乎冷漠的自然，而是處在靈動跳躍之中的動態(tài)自然，它在慶祝著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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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園之后
然而，在短暫的田園牧歌生活之后，語言立刻開始侵染弗蘭茨和法妮的生活。它們是譫妄而盲目的民族主義言辭。在二戰(zhàn)期間納粹掌權(quán)的奧地利，好戰(zhàn)分子將仇恨包裹在愛國的名義之下。嗜血的味道開始在空氣中蔓延。
但弗蘭茨深知，這些仇恨信條有悖于自己所相信的一切。他曾在納粹軍隊中受訓，這段短暫經(jīng)歷已足以讓他明白，他無法效忠于希特勒，哪怕僅僅是在口頭上。這讓他陷入了內(nèi)心掙扎，因為所有鎮(zhèn)民現(xiàn)在都將他視為懦夫和逃兵，認為他有愧于國家。
為解答疑惑，弗蘭茨只好求助于宗教權(quán)威。他把自己的疑問袒露給神父，神父卻務實地反問：“你想過你的行為會對家人造成什么影響嗎？”在神父引介下，弗蘭茨面見了地方主教，但主教只是平靜地對他說：“門徒曾告訴我們，要屈從于任何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權(quán)威?！?/p>
在所有服務于上帝的人之中，只有一位教堂畫師，給了弗蘭茨最為誠懇的解答?！拔覀冎回撠熤圃旃虬菡?，不制造跟隨者?！痹趬旱挂磺械膹姍?quán)現(xiàn)實面前，所有關于正直與道義的信念，都不堪一擊。
“總有一天，我會畫出那個真正的基督?！碑嫀熰哉Z。只不過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個“總有一天”，會不會在今生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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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傲慢
既然宗教毫無用處，弗蘭茨只好讓自己成為信仰的肉身象征。他在應征入伍后，依然拒絕效忠希特勒，因此被關進監(jiān)獄，受盡身心折磨，與法妮的相聚之日遙遙無期，而他與上帝的對話，則總是以后者的沉默告終。
弗蘭茨與法妮共同為所有善良之人——也包括弗蘭茨自己——祈禱，卻似乎永無回音：戰(zhàn)爭依然繼續(xù)，死亡依然蔓延，惡人依舊當?shù)?，善人卻只能成為待宰的羔羊。沒有奇跡發(fā)生，命運未被逆轉(zhuǎn)，弗蘭茨被送上軍事法庭，得到死刑判決。但當權(quán)者為他留下了一條生路：只要在宣誓效忠希特勒的文件上簽字，他就能避開沾血的戰(zhàn)場，轉(zhuǎn)而到醫(yī)院工作。
法妮與神父從家鄉(xiāng)趕往柏林，和弗蘭茨見面，神父勸他接受條件，妻子則接受他會做出的一切選擇。弗蘭茨的決定，終究是遵從信仰的：他決定服從死刑判決，因為上帝不會容許他做其他選擇。
弗蘭茨面對的困境，讓我們想起了四年前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沉默》中主人公的困境：只要棄教并踐踏圣像，在日本傳教的神父就能保全當?shù)匦磐絺兊纳??！冻聊分械纳窀高x擇了委曲求全，而弗蘭茨的選擇，是成為殉道者。
我們無法評判這兩個人物的選擇有無對錯之分。但我們可以評判兩個故事的敘述者在表達完成度上的高低。在《沉默》中，斯科塞斯不僅探討了人與上帝的關系，還用鞭辟入里的方式，呈現(xiàn)了日本政府是怎樣用權(quán)術(shù)和心理戰(zhàn)擊破“境外勢力”，繼續(xù)著自身對善良弱者的系統(tǒng)性壓迫，讓信徒的心中充滿懷疑。
而在《隱秘的生活》中，馬利克對信仰的贊頌，卻極其反諷地毫無“隱秘”可言。影片的最后一個多小時，像無情的鐵錘一樣，一直在重復強調(diào)弗蘭茨個人信仰的堅不可摧。獄友、法官、律師，甚至妻子，全都成為了弗蘭茨通往受難的必然之路上的功能性人物，無法提出任何具有說服力的抗辯。至于他身后留下的殘破家庭，似乎也在馬利克對個人信念與意志的贊頌之下，顯得微不足道。這讓筆者不禁想要提出如下疑問：難道對抗納粹的唯一方式，就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或許，信仰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注定是傲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