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雙重生命，一重是他的肉身，另一重是他創(chuàng)造過的精神世界。人生不過百年，寄居一世，肉身總會消亡，可他陳述過的歷史、他所展示過的人性的幽深和天地的廣闊，卻會因剝除了他自身生命的象征意義和影響力，而被放置到一個更為客觀的位置。
托妮·莫里森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作為一名黑人女作家，她是絕對的少數(shù)族裔——有色人種、女性。20世紀60年代她初登文壇時，正是美國平權(quán)運動和婦女運動風起云涌的年代。她將她的身份視為創(chuàng)作的母題。1988年，托妮獲得普利策文學獎，1993年，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時瑞典文學院給的評價是這樣的：“她的作品想象力豐富，富有詩意，顯示了美國現(xiàn)實生活的重要方面?！?/p>
1931年，托妮出生于美國俄亥俄州，父親是工廠工人，母親是白人家的女傭。一方面，她從小接受黑人文化的熏陶，包括歌曲和民間傳說；另一方面，她又因自身的膚色和她認同的文化而受到社會的不公正待遇。因熱愛而被邊緣化，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或許只有痛苦，而對一個作家而言，這份痛苦可以釀造成源源不斷的靈感和素材。托妮在60年的寫作生涯中，共創(chuàng)作了11部小說、五本兒童讀物、兩部戲劇、一組歌曲和一部歌劇。處女作《最藍的眼睛》中，女主角在假想中拋棄了黑人身份；成名作《寵兒》中，女主角在反抗命運無果、對黑奴前途絕望的情況下殺死了自己的女兒；《所羅門之歌》里，出生于白人醫(yī)院的黑人嬰兒奶娃，在兩種文化的矛盾交織中成長，最終擁抱了內(nèi)心深處的黑人靈魂……她談?wù)摰拇蟛糠謨?nèi)容都和黑人生活相關(guān)，涉及黑人生存境遇、少數(shù)族裔文化的消失和民族解放。更重要的是，托妮的筆觸并沒有停留在不同膚色人群的分裂和對抗上，她的文字反思了親情與自由的關(guān)系，探討了黑人應(yīng)如何擺脫白人文化的精神控制、實現(xiàn)真正自由等一系列問題。
這種自我剖析，使她的作品進入了文學范疇，也使她本人成為了反對種族歧視、倡導男女平權(quán)運動的意見領(lǐng)袖。在紐約蘭登書屋擔任高級編輯期間，她主編了講述美國黑人史的百科全書《黑人之書》，1969年起她常應(yīng)邀撰寫社會評論，為黑人與女性利益奔走呼號。哪怕到了84歲，她依然是一位斗士，寫作了描述黑人女孩童年創(chuàng)傷的小說《上帝保佑小孩》，并對美國社會事實上存在的種族不平等現(xiàn)象做了猛烈抨擊。當時密蘇里州的一名白人警察槍殺了一名未攜帶武器的黑人青年，最后陪審團放棄了對警察的起訴。托妮認為此事不公，公開表明態(tài)度：“人們總說需要就種族問題展開談話。那么談話就是：我要看到警察朝一個沒有武器的白人少年的后背開槍，我還要看到一個白種男人因強奸黑人婦女而被定罪?！?/p>
歷史進程和特殊身份，就這樣交織在托妮身上。這助益了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但另一方面，也迷惑了讀者對她文學成就本身的判斷。90年代初，黑人運動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均有所成就，平權(quán)成為不可逆的歷史潮流。托妮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同一年，另一位黑人運動領(lǐng)袖曼德拉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在所謂“政治正確”的語境下，這種巧合無疑削弱了托妮獲得“文學獎”的正義性。而吊詭的是，群眾的這種懷疑恰恰又是托妮反對的那種虛偽的平等——社會在打量一個有成就的黑人時，首先會歸因于她的身份，而不是她實際的能力。
2019年8月5日，托妮·莫里森在紐約蒙蒂菲奧里醫(yī)療中心去世。這是一件遺憾的事，不過對于作家而言總還有些積極的意義——至少，從她徹底切斷和作品的臍帶開始，她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將獲得新的、獨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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