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之前采訪曹寇的時候，被硬拉去跟一群南京的作家打牌，打來打去，總是輸。有時候也一起喝酒，喝多了有人互相握手，稱對方是偉大的詩人，每逢這種場面我都很傷感。曹寇倒不怎么說大話，他對好和壞的判斷直截了當。在他看來，我們雜志采訪了魏思孝，這很好。我想他說好的意思是我們關注到了這些新生的、草根的、非體制的寫作者，然后他接著說：那你們?yōu)槭裁床蛔鲆蛔鲟嵲跉g呢？他寫得好。
我無言以對，因為我既沒有看過魏思孝也沒有看過鄭在歡。我只是默默記住了這兩個名字，并且在淘寶上下單了他們的書。
但也沒有及時看。應該看卻還沒有來得及看的書太多了，如果不是某天要去醫(yī)院排隊等待做一個無聊的檢查，那本書又恰好跳入眼簾，并顯得厚薄那么合適，我可能會錯過這一本《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它在名字上太相似于顏歌之前的《平樂鎮(zhèn)傷心故事集》，所以很容易在印象中被歸類。
但這本書刷新了我對90后寫作的認知，甚至刷新了我對生活的認知，我一邊讀一邊發(fā)短信給文學上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抒發(fā)讀后感：“相比之下，我們簡直是溫室里的花朵啊！”
這是我理解的年輕一代的寫作困境，通道過于狹窄，世界過于扁平，歲月過于靜好，都市里90后的寫作新人，寫來寫去，被允許并能駕馭的題材，往往是沒完沒了的自我。
我沒想到一個人可以把童年寫得這么哀而不傷，中國農村題材，在文學的道統(tǒng)里，往往是豐沛的、粗野的、荒誕的，妖嬈和肉欲的，用鄭在歡的話來說，就是“寫寫牛，寫點村長搞女人的事情，然后點綴一些封建迷信?！编嵲跉g的農村生活，其荒涼和殘忍是圖窮匕見的，但他寫得從容不迫，寫得溫情而諧謔。他像寫列傳一樣一個一個寫這些鄉(xiāng)間小民，賦予他們性情和傳奇。在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意識到我的修辭還是過于文藝了，應該用他書籍勒口上的簡介來說，這些小說“好笑又好哭，并且極其好玩”。
比如他寫拾糞，大躍進之時公社之間搞產量競賽，一切可以當做肥料的東西都被搜刮一空，“當然農民尋找肥料的目光是雪亮的，廚房里吸收了油煙的墻皮，廁所里飽嘗了糞味的茅草都被當作肥料撒進了田地。這樣一來，肥料在農村成了極其可貴的東西。于是，在農村，一種勞動應運而生，在農村，我們稱之為拾糞。……拾糞人左手挎一個藤蘿筐，右手拿一把小鐵鍬，遇到屎就停下來，像工兵挖地雷一樣小心翼翼，畢恭畢敬，連屎下一層薄土一起鏟進筐子。被鏟過屎的地面留下一塊新鮮的傷口，這也是此處有屎的重要憑證?！?/p>
這里可以約略窺見鄭在歡的語言師承，有相聲演員的節(jié)奏，也有傳統(tǒng)話本的文風，但是活學活用。打動我的倒不是這種冷幽默，而是他隱藏在寫作背后的態(tài)度，在悲催童年之后保留的溫情。是一個人長期飽受虐待之后，沒有讓自己也成為惡的一部分。
鄭在歡對我的采訪邀約頗為驚訝，“我那書都出了多久了，你們怎么現在才想起來要采訪？”
是的，對于野生的力量，我們往往后知后覺。采訪的時候，盡管我們相談甚歡，但我仍然覺得，我頻頻流露的驚訝，也許是一種粗魯的冒犯。寫作的時候也是如此，文章最后選擇了一個戲劇性的標題，送快遞的，和領文學獎的，這種極端的矛盾沖突是讀者所喜歡的，但是對那個被寫的人來說，依然是粗魯的、勢利的、臣服于社會固有標簽的。我只能安慰自己說，畢竟歡歡也是當過編劇的人，應該能理解，有的時候，戲碼只好這樣上。
跟鄭在歡相處的這一下午，我收獲頗豐。尤其是我們聊到，靠文學怎么解決生存問題。他堅持認為，文學是人類所能創(chuàng)造出的最牛的產品之一，他必須相信文學一定能很好地養(yǎng)活自己，才能對寫作投入專業(yè)的態(tài)度和時長。不然文學就只是一個消遣，一個類似泡澡和打牌的消遣。
我想歡歡也不是不知道，很多寫小說的人，除了那些網紅和寫網絡爆款的，往往都另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高校教師、報社記者、出版社編輯、編劇、廣告人……或者進入作協(xié)體制，接受規(guī)范。野生，并且永遠野生的代價，他應該比我們都清楚。畢竟之前，他專心寫作的那幾年，都是靠女朋友養(yǎng)著他。有時候，兩個人吵了架，甚至打了架，到晚上又抱在一起，因為無處可去。他目前這一段的專心寫作，是靠之前當了四年編劇賺下的快錢在養(yǎng)著。愛寫作的人，應該像《樂隊的夏天》里那些愛音樂的人一樣，靠做別的事情來養(yǎng)活自己的愛好。不用拿理想換面包，才可以保全理想的純粹性?？舌嵲跉g不想這樣，他覺得這一切都是暫時的，寫作的人應該能、也可以能只靠寫作，甚至是不投靠于任何一方的寫作來贏得體面的生活。你得用理想換面包，這樣你才會磨礪你的理想，用最頂真的專業(yè)態(tài)度去操持這一份理想。你應該賦予理想以專業(yè)水準，否則就是辱沒了理想。所謂的業(yè)余和自娛心態(tài)，貌似恬淡，但那是一種認慫，是對現實的繳械投降。
這兩種對待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孰優(yōu)孰劣呢？我難以判斷。但相信奇跡的孤勇，從來都是創(chuàng)造奇跡道路上的唯一依憑。在我面前的這個人，是從中國最底層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小孩，被最嚴酷的社會現實狠狠教訓過，他選擇相信后一種，比較不現實的那種，這件事情無論如何都讓我感到鼓舞，繼而是羞愧和進一步的鼓舞。
那天我們聊了整整一下午，我聽他說他做過的各種職業(yè)，怎么車書包、怎么做鞋子、怎么賣水果、怎么寫房地產廣告、怎么當編劇，聽他說鄉(xiāng)村的人們是怎樣前赴后繼地進入城市，然后又鮮衣怒馬地回到鄉(xiāng)村。鄉(xiāng)村變了，鄉(xiāng)人也變了。對這種變化，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只能被動地接受。我暗自擔心過鄭在歡在寫作上還有其他的關要過，像他這樣的寫作者，當早年的經歷用完，如何保持在創(chuàng)作上的持久？但他樂觀之極，“我有很好的虛構能力?！彼麑浀涿饕膊荒敲匆詾槿?，他覺得名著頭銜都是后人加的，不讀也不是什么缺憾?！皞ゴ蠖际歉糁鴷r間和距離看出來的，同時代的你就不覺得有什么偉大。”他反倒覺得所謂經典，多多少少困住了今人的寫作，他們總是會不自覺地陷入模仿，他看不上這種模仿。
我必須承認我羨慕極了。像一個從來不知道寫作的人那樣去寫作，就像一個從來不知道繪畫的人在跳動的篝火邊拿起木炭，在巖石上描畫他白天看到的一只犀牛。這幾乎是創(chuàng)作的最好狀態(tài)，這種渾然天真，就是現代人最為缺少的一種可以稱之為元氣的東西。
鄭在歡起身打算離開的時候，我的幾個朋友來了，摸出撲克準備打牌。我們邀他加入，他旁觀片刻，對我們的寡打和牌技忍無可忍。他輕手輕腳地走了，“我要打牌，那都得是桌子上有錢的那種?！?/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