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樣是陷我于不義！”
“這全部都是你的錯。。。”
6月的太平洋海島，我正和朋友在一家風景不錯的咖啡館吃早餐，桌上的手機發(fā)出“咚咚咚”的信息通知聲。
我一下子懵了，五六秒后，胃部一陣接著一陣痙攣。微信對話框的那一頭，是我剛剛采訪過的一位學者。兩天前，他還在微信上給我留言，對本刊刊出的報道表示滿意和感謝。
接下去，又連著幾段氣勢洶洶的呵斥和責問。他的態(tài)度很強硬，給我下達了撤稿的“命令”。
五分鐘后，我艱難地打出了幾行字，告訴對方：我現在人在國外，馬上要去趕飛機，等我一回到上海，立即處理這個事。
趕飛機的路上，我的心情很低落。同行的朋友一路寬慰，給我做心理建設。一個無比愉快、放松的假期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了。
晚上抵達上海后，我已冷靜下來——我的稿子內容沒有問題。當晚，我寫了一條長長的說明：先是表達歉意，然后做出解釋聲明——媒體和記者有作出獨立判斷的職業(yè)要求，無法做到令每一方都感到百分之百滿意；如果他的合作者依然感到難以釋懷，我可以去和對方做解釋……
等我第二天一早發(fā)去解決辦法，對方似乎情緒已經穩(wěn)定下來。最后，他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要求我們補充上一條說明——“本報道未經過他審閱”。我們最后在原文文末補充一條——“本報道未經某某先生過目”。
這樁“風波”的起因是報道中引用了他的一句話。而正是這句話，沒想到后來引發(fā)他一位重要合作者的不滿。事實上，這一句話引自他本人的著作。我也理解他的苦衷和不安——他本人也身處種種社會關系之中，尤其是當你想做成一點書齋之外的事。
以上，是一個記者在職業(yè)生涯中無法避免的戲碼。記者和被訪者，是一種微妙的“危險關系”。大部分時候，我們相處融洽，有的還能成為關系不錯的朋友。但是，這種關系時常面臨“身份”的威脅和考驗。甚至，有時在一個奇怪的“節(jié)點”上，對方不知怎么地就和你“崩”了。
這大概是我們職業(yè)中最磨人的一面——無論怎么強裝職業(yè)和tough，我們這些人大部分是文藝青年，內心敏感又脆弱。人際關系的緊張引起的不安、自責以及自我懷疑，具有某種摧毀性。
幾周前和英籍猶太裔歷史學家西門·蒙蒂菲奧里的交談，讓我頗有共鳴。他以寫作全球暢銷書《耶路撒冷三千年》為中國讀者所知，但他真正出色的是對俄羅斯和蘇聯的政治史研究。
他和我聊到了一段經歷：2001年他寫完歷史著作《葉卡捷琳大帝和波將金》后不久，一位接近克里姆林宮的人士告訴他：俄羅斯總統(tǒng)和總理先生非常喜歡他的書，“我們想頒一個獎給你——你將有機會作為第一批西方記者來閱讀斯大林檔案?！?/p>
?這是每一個歷史學家夢寐以求的機會。之前，蒙蒂菲奧里為了從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調閱所需要的歷史資料和檔案，常常需要和館員們斗智斗勇，賄賂、裝腔作勢、恐嚇，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現在，除了能讀到絕密檔案，他甚至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館擁有了一個專供他個人使用的研究室。
兩年后，他的《斯大林》出版，隨后獲得英語世界最重量級的文學獎項之一——2007年英國“國家圖書獎”最佳非虛構作品獎。不久，他聽到了一個壞消息——俄羅斯總統(tǒng)對他的這本書“非常非常不滿意”。
等再到訪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時，他發(fā)現自己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澳闶钦l？我們不記得你，我們從來沒見過你。”館員冷冰冰地說。他脊梁骨感受到一陣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
斷了寶貴的“通路“后，蒙蒂菲奧里的下一部著作寫得異常辛苦和吃力。為了搜索到新史料，他前后花了十年時間，跑了十幾個國家。幸運的是，得益于90年代在外高加索地區(qū)當戰(zhàn)地記者時積累下的人脈，他拿到了格魯吉亞總統(tǒng)的特別通行令，敲開了幾家不對外開放的歷史檔案館大門，獲得了許多封存著的珍貴資料。
?《青年斯大林》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部蒙蒂菲奧里歷史著作。它以扎實的第一手史料和精湛的寫作接連獲得英語文學的多個非虛構寫作和歷史寫作獎項。
私底下，友人和我談起這位“富N代”作家，語氣里都帶著一絲絲嫉妒——家境優(yōu)越，無須靠工作謀生，和英國王室、東歐國家權力高層有著非比尋常的關系，所以能夠得到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寫出獨家的歷史著作。
其實，人生贏家的故事還有另外一面。這也幫我解開了一個心結——人與人的機遇微妙而脆弱，運氣和“恩寵”是一份捉摸不定的禮物。認真、踏實、充滿熱情地對待你的工作，結果呢，總歸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