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口述體自傳《一個人和新疆》中，還是在長篇小說《西行記》里，周濤都把自己當成標本放在那段歷史里。他無所顧忌的自我暴露，是軍隊生活的背景和狷狂天性使然，一如他恣肆的詩歌、散文，同時也呈現(xiàn)出了干部子弟這個特殊群體在歷史長河里的真實生態(tài)。
《一個人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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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初開
10月初的喀什，緊挨著艾提尕爾的千年老街烏斯塘博依路，賣熱瓦普、手鼓的樂器店鋪、地毯店一字排開，制銅壺的匠人叮叮當當敲打著，圍著黑爐子醞釀的缸子（羊）肉，滋滋地冒著熱氣，香味兒傳開老遠。蜂擁而至的游客定然不會放過這些老古董，要么舉起手機拍照，要么要上兩缸缸子肉，品個新鮮熱乎。
46年前的新疆大學生周濤，斷斷想不到，自己以為是“煉獄”一般的地方，如今成了內陸旅游者神往和獵奇之所。
“當時聽說分配到這兒，腿都軟了。完了，崩潰了?！?/p>
在下放前的26年，他雖然也經受過在伊犁農場挨餓背糧的“洗禮”，但始終以干部子弟自居，人生絕對是要往上走的。
這座土黃色的小城，用它的孤絕和寡然徹底埋葬了他的藍圖。
60年代新疆的干部子弟們，前排右一為周濤
擁擠的維族人居住區(qū)，全是用土坯和木材筑成……屋似蜂房，路如蛛網，土木建筑，一片渾黃。你明明走進，卻很少人影，聽不到人聲，臨街的門都緊閉著，仿佛獨自走進了一座空曠沉寂的山林。
每天都是這樣，姬書藤從這兒騎個自行車去地委上班，出了城墻下的大門，從大澇壩一側狹窄的土路上騎過去，穿過阿不都克里木街巷旁的道路，再穿過烏斯唐布依街叮當作響的街道，來到大街水泥鋪就的寬敞路面，輕車直下，就到了他上班的地委大院。
——《西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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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72歲的周濤終于在自家閣樓上完成了自傳體小說《西行記》。他原本起名《混沌初開》，意味著“文革”時期年輕人看不到前路的迷茫。在《當代》發(fā)表之前的某天，他忽地意識到，自己和同伴下放到偏遠之地，正是一路向西之徑：而“西方是日落的地方，雪的囤積地，向西去的路是暮云低垂如挽幛的路，人的心始終蜷縮在胸膛里，誰也不知道下一步踏在一個什么虛空上?；蛟S，一不小心就會從地球的邊緣掉下去”。
《西行記》
他在書中寫了屈銘那樣一個前有理想、后帶城府的“革命文人”生涯，寫出了一個“完美的政治泥鰍”成志敏，以及司馬義·艾合買提江那樣得體的維族干部，描摹出邊地喀什的權力派系淵源與叢林法則。
而書中的主角姬書藤，長著一副帥皮囊，腹有詩書、心高氣傲、內心隨俗、外強中干，政治上不具備與外界抗衡的能力，眼力與生活又處處倚仗妻子，很難不讓對作者略有了解的讀者生出一句：
這就是周濤自己吧？
文學評論家、《解放軍文藝》主編殷實初次看到書稿，感到震撼，太直接了！
“1980年代有很多傷痕文學暴露時代的問題，大多數(shù)是一種受害者的控訴，寫一個人物或者事件的時候，似乎隱藏著不滿和輕微的抗議，帶著很隱晦的批判，但它不清楚，并沒有針對具體的政治生活、政治任務，或者政治信念的描述。寫到所謂的反面人物的時候，不往他的內心深處走，只是簡單地符號化。”
殷實指出，在《西行記》里，青少年時代到延安讀魯藝，受過紅色教育的屈銘，在“文革”期間變成了投機者和程墻背后的謀士，寄望于另一場“革命”的成功和新的利益分配——這正是姬書藤逐漸擺脫屈銘影響的主要原因。
周濤還寫到了農民出身的“造反派”程墻內心的想法，他對上層政治走勢的判斷，以及——他壯烈的、忠于內心信仰的自殺方式。
姬書藤不喜歡程墻，但當程墻成了囚犯，他卻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程墻近乎于勇的跳崖自盡，更是讓他驚心?！八姴坏脛e人落難，就像他不能容忍任何人飛揚跋扈……熱愛自由，崇尚平等，姬書藤也是逐漸看到了自己天性中的另一面。一個人或一些人欺負、凌辱另一個人或一些人，并不是什么稀松平常的事，這是那種非?？植赖男袨?；這種事一旦開了頭，迫害、虐待、殺戮和毀滅就會隨之而來?！?/p>
在喀什的8年里，屈銘和程墻在為人處世上塑造了姬書藤，最終被他超越，然而姬書藤并未因此逃脫更為可怕的精神恐怖與心靈磨難。
因為在閑聊中講了對領導的內心看法被人舉報，姬書藤開始寫檢查，人立刻像個泄了氣的皮球。他在檢查里寫，自己一定要“脫胎換骨”云云，不想竟真的如蛇一樣蛻起皮來。
“不疼，一點都不疼，你就放心揭它，沒事！”
（妻子）莊延揭下來一塊，放在旁邊讓他看。又揭下來一大塊，“哎喲，好大的一塊！”他偏過臉去一看，有半張小報那么大一塊，白紙一張，質地堅韌，便說“別扔了，還不如在上面直接寫檢查呢。人皮檢查，比稿紙上的更深刻！”
——《西行記》
為了迎接歷史的畸變，人甚至可以自我非人化，迎合著自然力一樣的暴行。殷實因而認為，盡管寫作技法、人物塑造上有缺陷，但毫不掩飾地暴露心跡和展現(xiàn)干部子弟的沉浮軌跡與思想，使《西行記》具有了“人性科學調查報告”的價值。“對于像周濤這樣的準‘官二代’，精神自傳和文獻價值是第一步，自省，則屬于進一步的要求。”
如果把《西行記》與周濤幾年前出版的自傳體口述實錄《一個人和新疆》結合起來，便更能領會到這種“自我暴露”的程度。在后者當中，他口無遮攔，將父親、家人的可笑可哀，自己的難堪、丑陋、人性暗面，一一剝開來。
這樣的個體，與中國傳統(tǒng)中的君子儒士無疑拉開很遠。似乎，那些不得不保全的、不得不在意的面具，他決意在古稀之年來臨前，一把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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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骨髓的優(yōu)越感
在古城喀什熬了8年，周濤終于有機會去烏魯木齊軍區(qū)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亂世結束后，老天給了文武兼修的他最合適的安排。
以后的人生似乎也證明，他從此順風順水，走上了陽光坦途。
離開喀什的周濤，如同《西行記》中的姬書藤，對這片他長居過的黃土地沒有絲毫留戀。
“為什么這么寡情？答曰：這兒本來就不是我的地方?！彼J為，一個人，18歲以前生長在什么地方，那地方就會成為他永遠的故鄉(xiāng)。
9歲以前，周濤生活在北京。在伊犁接受再教育和下放到喀什前，他都跟隨父母生活在烏魯木齊——在他眼中顯然“高”出南疆。
優(yōu)越感與生俱來。首先便是長相。
從小他生得膚白眼大，放在有外國小孩兒的娃娃堆里，也是最吸睛的那個。周家全家人皮膚都白。他曾經問姨媽，爺爺什么樣？姨說，“你爺爺你們都比不了，長得排場?！敝軡X得自家血統(tǒng)應該是混血，因為老家山西榆社就是一個人種混雜地區(qū)，“匈奴、羌、羯氐聚集。”
比他年輕近10歲的軍旅作家說，周濤天生一副“讓人懷疑上帝偏心的面孔和身段。再加上幽默狡猾反應極快且詞鋒犀利，這種人很容易讓人產生嫉妒之心的同時又產生交好的愿望”。
皮囊在外，家世才是根底。
20世紀80年代中，周濤一家三代合影，前排左一抱小孩者為周濤，前排左四為馬文，除老人外為周濤三個弟弟和弟媳及孩子們
周濤父親周文杰早年參加山西抗日青年決死隊（當時的黨外團體，其實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團體，后來變成正規(guī)軍），從事群眾工作，擔任文化教員，后來成為陳賡的部下。開國大典時，正營級干部周文杰站在天安門城樓下第一排，再往后考上了軍隊里的外交官，分在外國語學院?！拔母铩鼻笆鞘募壐刹俊?/p>
周濤的小學同學里有不少高級干部的子女。優(yōu)越感無形中就注入了童年周濤的頭腦。他記得弟弟出生時，中午醫(yī)院給他母親做蛋炒飯，她不吃，給4歲的周濤吃。
也是4歲那年，周濤站在海淀區(qū)的一個小山坡上，正好是早上上班時間。他覺得自己好像大將軍一樣，“看著腳下灰藍黑的人流，心里忽然間生起優(yōu)越感?！?/p>
這個念頭周濤一生都記得，越大越覺得奇怪：“那么小的時候怎么會產生這種念頭呢？”
那念頭是他一生當中思想基礎所發(fā)出的芽兒。芽長出來，也和他一生聯(lián)系在一起。
他的同學趙南有一次看到街上要飯的，說咱們有一天淪落到這個地步怎么辦？周濤答：“即便淪落到這個地步，我們站著，別人一看也不一樣?！?/p>
“很多革命子弟都有那種優(yōu)越感，其實相對這幾十年的歷史來說，都是很膚淺的東西。‘天下’這種觀念，也是很腐朽的了。”殷實說。
周濤未嘗意識不到。他在《西行記》里寫過姬書藤所在階層的自傲與頑固：
有個小家伙才小學三年級，就可以歷數(shù)十大元帥、十個大將、六十幾位上將的姓名、職務、軍銜。人奇之，問道：“那你長大能當什么將？”答曰：“至少上將?！遍L到十六七歲，愈加高俊不凡，體育文藝，多有天賦，似乎父輩的革命生涯真有什么血脈遺傳。但是之后到了社會上，大部分不能適應?！劣谥袊锩木襁z產：追求社會平等，崇尚利他主義的新文化，到了他們那兒更是全然不見了蹤影。毫無疑問，姬書藤自己就是這類人中的一員，他很清楚，自己是“被嚴格篩選過的食品喂大的”，他也確信：“正是這樣，我們這一代人正是這樣滿懷信心地像一塊石頭一樣地長大了，水潑不進，針扎不透，任何別的事物都很難再滲入我們的頭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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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群眼界高的頑主里，周濤的桀驁不馴更加突出。
有父親的回憶為證：“濤十四五歲特愛騎馬，特愛騎腳踏車。一次，隨黨校干部到南山玩，獨自騎上哈薩克的馬在山路上猛跑，目睹者驚駭，經領導急喊大罵，始罷?！?/p>
他身體素質好，曾經獲得全疆大學生男乒單打冠軍。但初中時去北京集訓一年，就不愿意干了，故意把球踩爛，把拍子摔在墻上?！爸鹘叹氉屛腋牧藱M板以后我特別別扭，因為我這個人的性格是進攻型不是防守型的，讓我打防守就不愿意了。不愿意了就破壞，不干了?！?/p>
恃才放曠、年少輕狂里，也有異乎同齡人的審時度勢。
十四五歲，他已經明白，打乒乓球，成不了事。不在于身體條件和頭腦，而是起步太晚。“如果我要在北京，我絕對打進國家隊，條件足夠了。”
還有一件事，他更不在話下。中學語文老師吳國梅給周濤作文打95分，給了他巨大的鼓勵。別的同學都把札記作業(yè)當成苦差事，只有他在札記里找到了樂趣?！盀槭裁春髞砦乙粚懮⑽木湍孟?？因為老早就寫過，十本札記就是散文?！?/p>
文學，是天分，也是周濤上升通道里最清晰的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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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的一年
《二十四片犁鏵》，經常被周濤要求放在散文集里的居前位置，足見他對這篇的重視。
那來自于他在伊犁9901農場接受再教育的一年。
去的時候大家坐著大轎子車，一路唱歌，什么《草原牧歌》，“紅巖上紅梅開”，歡聲笑語不斷，大家都充滿了好像要開始新生活的情感。
到了那兒發(fā)現(xiàn)，一夜之間變成“囚”了：不許離開連隊25米，出去要報告，每天實行嚴格的軍事管理。“拉糧食的看見說，你們哪像大學生，跟勞改犯有什么區(qū)別？男女不分，一個個破破爛爛的鬼樣子。馬圈里面鋪了稻草，半夜老鼠在頭上跑，把有的人半個耳朵咬掉了?！毙U橫無情的指導員，不讓生病的學生看病。周濤說那時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指導員抓起來扔到鞏乃斯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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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草原耕到什么程度？（用手比劃）這是個氈房，氈房周圍全部耕了，耕地離氈房也就五米遠。“白氈房成了僅存于翻耕土地間的一個孤島。”
氈房里的狗狂吠，出來一個老太婆，一句話沒說，冷冷地看著我們的拖拉機，“那不是憤怒，是藐視。那一眼，凝聚了七十多個冬天的寒冷，一眼就把我們的靈魂看成了碎片。”
現(xiàn)在你看我肚子夠大吧，那時我的肚子就像挖地機挖出的大坑，全凹下去。瘦到64公斤，臉上棱骨都出來了。八十多公斤兩袋的麥子，人家兩個人抓著袋角，一提，你往下一鉆，搭到背上吧。我那時候怎么干的？我一個人把那兩個袋子提起來以后，直接架肩上，瘦骨嶙峋，力大無窮（笑）。能夠這樣的人沒幾個。
糧倉上面有個三角頂，要把一個鋼筋從頂上打下去，兩面上螺絲固定。有個膽大的在上頭掄榔頭，我在下頭扶著，有一回榔頭差點砸到腦袋。還有一回我從空中跳下去抓住那個繩子，結果抓住以后，繩子是盤著的，好長一段沒綁，要是那頭也沒綁，那就非得死了，沒死也非得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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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爆棚的年紀，陡然間從天上掉入泥坑。他開始琢磨出身與命運之間的關系。
“人和人沒有太大的差別，除非特別笨的人和特別聰明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一樣的。人的差別都是社會造成的。我當時有一句話——如果平等，你們敢嗎？如果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我們怕誰？但那時你處處受壓制，處處都碰壁，啥事也辦不成。”
1984年，三位軍隊作家在昆明機場，準備乘直升機飛赴老山。從左往右依次為李斌奎、周濤、李彥清
這種琢磨和玩味，從此伴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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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滑梯”的父親
周濤一直慨嘆，伊犁與喀什的10年，是自己人生最頹頓的歲月。近五十年后回首，他依然對父親的“糊涂”報以嗤笑和不太理解。
1941、1942年的時候，父親得了病，在駐軍醫(yī)院里成了日本人的俘虜。被吊起來拷打，他始終沒有暴露他的軍人身份。有一個漢奸先進來，他當時給漢奸寫了一個條子，說你也是中國人，咱們都是中國人。我父親的意思是讓他幫忙。到了“文革”他被打成叛徒。
我父親屬于小地主家庭的思維方式，還有點理想主義的東西，和現(xiàn)實距離太遠，不太會接人待物，對啥人都熱情，不適應中國文化。馬文到我們家稍微一接觸，她就說你爸的思維怎么像外國人？
他是很厚道很正直的人，但他不是一個社會能力強的人。他這一輩子走下坡路，是坐滑梯的人。他不是不想跟，他太想跟了，但是他跟不上。
1970年，已經開除黨籍的周文杰被下放到昌吉吉木薩爾縣國慶公社當農民，母親也跟隨父親去了農村。兩年后，老大周濤從伊犁農場再教育結束，確定分配到喀什以后，先帶著妻子到吉木薩爾探家。他的散文名篇《吉木薩爾紀事》就是寫的那次經歷。
在村口，周濤抽根煙歇一會兒，打算過一會兒問問路。一個穿著黑棉襖的老漢拿著糞筐，老往他身邊繞。周濤心想他看啥呢，還笑著。再仔細看看，這不是我爹嗎？
老爺子已經完全成農村老漢了，一個是穿著打扮農村化，一個是精神狀態(tài)農村化，整個把他改造成農民了。我媽在門口站著等。她看著很可憐，頭發(fā)花白，被風吹著。去的時候頭發(fā)還沒白，才五十多歲就已經老得很。他們覺得沒有可能回來了，一輩子就成這樣了。
……
看著眼前的這個提筐子的人，我就想起少年時在機關院里與ー群頑童舞槍弄棍鏖戰(zhàn)正酣時，突然出現(xiàn)在樓前怒喝我為“瘋狗”的人；想起星期天逼我?guī)退麤_洗全家無窮無盡的衣物，水寒刺骨，手凍通紅，而他不把最后一點肥皂沫沖凈決不善罷甘休；還想起那個原先穿軍官制服爾后穿中山裝干部服最后又穿上農民黑棉襖的人；而且想起曾經風采翩翩然后神態(tài)莊重終于蒼老迷惘成現(xiàn)在這個樣子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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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散文里，他自責，自己總是由于父親在現(xiàn)實中的失敗而低估他，忽視了他作為一個人在本質上具有的優(yōu)秀品質。
吊詭的是，從說話的聲音到走路的姿勢，從身材和五官，到習性和靈魂，無論社會環(huán)境有利還是不利，他始終擺脫不了父親注入自己體內的遺傳基因。
后來他領悟到：如果沒有父親這種結局的突兀出現(xiàn)，他很可能會沿著一個五陵公子的生活軌跡延續(xù)下去，直到有一天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被社會的變遷遠遠甩在車廂后面。
性情也就此有了收斂?！八姑挂院笪揖捅容^低調。心里有鬼，有軟肋，老實多了，不敢再張揚了?！?/p>
在那個年代，文學是興趣，也是為自己和家庭謀求出路的門徑?；橐?，異曲同工。
妻子馬文的父親當時是南疆軍區(qū)政委、少將。在《一個人和新疆》里，周濤坦承，自己的婚姻是明顯的機會主義行為，為此拋棄了那時的愛人，“終生內疚”。
馬文家本不同意接納當時潦倒落魄的周濤，但馬文一門心思和周濤好，跟父親明確說，“如果你不讓我跟他好也行，我聽你的，但我一輩子不會結婚。”
結完婚不到十天，周濤便和馬文一塊去了伊犁農場。一回頭，已是半個世紀。
我面前的馬文，皮膚白皙，說話清晰有力。五六年前，馬文眼睛動了手術，視力幾乎為零，平時在家戴著墨鏡。不論跟周濤、跟外人交流，都自有氣場。周濤年輕時打槍傷了耳朵，如今需要戴助聽器才能和人對話。家里的主心骨，一望便知。
坐在烏市部隊小區(qū)敞亮的小院兒里，周濤對妻子的好如數(shù)家珍?！八赡芨闪恕＜依锢锢锿馔舛际撬蚶?。你別看她眼睛不好，什么都明白。我這院兒里種的樹，她全給我砍了，換了海棠、石榴、棗、杏、桃子、樣樣長得溜?！?/p>
周濤雖狂，卻明白自己的短處。他外向張揚，但碰到突如其來的挫折，反而容易亂了方寸。妻子卻不然，永遠沉得住氣?！拔視醋约海淮髸磩e人。馬文善于識人，好人壞人，她看得很明白。辦事能力在女人里面是出類拔萃的。”
《伊犁秋天的札記》
馬文對名利也看得開。周濤說自己退休進北京是夠條件的，軍隊可以給他安排房子?！榜R老太不去，她說她自己在新疆待著。她這個人有定力，不容易為虛榮左右?！?/p>
然而自傳出版后，一位部隊女作家按捺不住憤怒，撰文批評周濤放棄愛情，選擇“最合適”（最安全、不惹麻煩）的女性成為伴侶，用“中國男人傳統(tǒng)的‘丑妻薄地熱炕頭’”那一套來作說辭，最終對兩位女性的總結以及功利性評判，又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罪疚感。
對此，周濤沒有給予任何回應。
“自傳里的描述，你有給馬文老師看嗎？”我問他。
“沒?！敝軡π?。笑容里既有“她就算看到，也頂多一笑置之”的了解，也有那么一絲絲的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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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之后，不再寫詩
時運在上世紀70年代末降臨在“懷才不遇”的周濤身上。依靠自己的文學才能和父親的關系，他成功地調入烏魯木齊的軍區(qū)創(chuàng)作室，專心以文為生。
1978年8月，作家曹禺和徐遲去新疆時，讀到周濤的詩作《天山南北》之后，在座談會上贊揚“有情有味，是真正的詩”。周濤被這大好消息弄得猝不及防，想起引發(fā)自己文學夢的昔日“神童作家”劉紹棠，“上高中老師在講臺上講他的《大青騾子》，他（劉紹棠）和同學一起坐在課堂里聽講。那該是一種什么感覺！”自己而立之年碰上高人賞識，心中涌起歡喜。
那之后的兩三年成了周濤詩歌的爆發(fā)期。1981年的幾乎每一兩天，周濤就會有一首新詩的巖漿噴涌出地面。“看看它們的日期，密集得如詩人每天出門時留下的足跡！”
周濤曾經和楊牧、章德益合計，打造“新邊塞詩”，不是寫征戰(zhàn)，而是反映新疆地區(qū)的獨特風貌。一時間，他們的名字接連占據(jù)了《詩刊》、《人民文學》、《上海文學》的版面，處在文學潮的風頭浪尖。新疆文聯(lián)主席劉肖無對此表示反對，理由是“邊塞詩原來是征戰(zhàn)西北的，現(xiàn)在新疆是祖國的一部分，你征戰(zhàn)誰去？”
待朦朧詩起來以后，周濤曾給自己定向——“郭小川的聲音、聞捷的色彩”，卻發(fā)現(xiàn)這樣的結合“不太好使”。
1984年，他和另外兩位作家一道受命去老山前線創(chuàng)作。一開始，他還拿上山的路險“添油加醋”說給沒上山的作家聽，嚇唬人家；到后來，他親眼目睹戰(zhàn)士被越軍地雷炸瞎了眼。
習慣了，晚上戰(zhàn)士們都睡得著?！耙粋€個鋼盔在枕頭邊撂著，一個個面孔睡得像雕塑一樣，一個個都是從死神手里逃出來的人?！?/p>
天天和戰(zhàn)士們同吃同睡，混熟了，周濤從他們嘴里沒聽到任何豪言壯語。
1986年3月，周濤(右一)獲全國第二屆新詩(詩集)獎，左一為著名詩人艾青，頒獎者為胡喬木
問打仗感覺咋樣？戰(zhàn)士說，“敵人炮彈覆蓋的時候太可怕了，恨不得鉆到地底下去，趕快爬不說，也顧不上姿勢了。沒法表述那個恐怖，那是人的意志絕對無法抗拒的，能躲過去就不錯了?！敝軡胂螅曳降呐诨鸶采w對方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他寫下了2000行的長詩《山岳山岳，叢林叢林》。詩里不光有戰(zhàn)爭的殘酷，也有超越勝負與因果的書寫角度：
我的可憐而固執(zhí)的鄰居
我的性情憂郁愛鬧糾紛的遠親呵
當我和你作戰(zhàn)時
我的心其實是憤怒而又疼痛
幾乎是一邊在打一邊在哭
我流著淚痛擊著自己的另一部分
東方——是我們共同祖母的名字
……
一代又一代的死者并沒有使大地腐爛
卻是活著的人們使之擁擠混亂
一切形式的死
目的都在于提醒和挖掘生的意義
死去的人已經不怕死了
活著的正懷著恐懼
——《山岳山岳，叢林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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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長詩只在兩家不太著名的邊疆刊物上發(fā)表過，單行本又因出版社方面拆版未能問世，沒有進入更多讀者的視野。
“有點遺憾。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如果這首詩能在《人民文學》這樣的刊物全文刊出，影響會很大的?！币髮嵉榷辔辉u論家和好友為周濤抱不平。作者自己倒是想開了，“寫得太容易，很隨便。只是在本子上開始寫著玩，后來越寫越長，一字沒改，別人都不相信?！?/p>
周濤說過，他惟一的敵人就是自己。
寫詩寫得興高采烈，但他對自己的要求是：我的詩，達到全國（頂尖）水平，就不寫了。果不其然，他40歲生日那天得了全國獎，他便覺得，自己的詩歌生涯也到了頭。
下一個要攻的山頭？散文吧。
《神山》
周濤認為自己的貢獻和獨到在于“解放散文”：散文的寫作“重要的不是化驗和肢解，而是感受和擁抱”，他不喜歡“研究”，更愿意漫無邊際地遐想、悠思、品味，所以他不在乎開頭的突兀，不關心上下段的過渡和照應，而是以詩的邏輯、結構和筆法去寫散文。他甚至口出狂言，“散文沒有章法。我就是章法?！?/p>
于是在周濤的文字里，種種記憶、思想、情感和想象奔涌交匯，如越過堤岸的河水，在無際的草地上四處蔓延。
他反感“游山玩水”的說法，認為那只是“把山和水當作精神意義上的妓女罷了”。在名作《鞏乃斯的馬》里，他把觀賞馬的氣韻、筋骨當成藝術享受；在《猛禽》里，他聚焦一只與老狼搏斗、利爪分別深陷于老狼骨縫和樹干最后被奔跑的狼撕裂的鷹；在《過河》里，驚嘆年逾八旬的瘦弱的哈薩克族老太太竟制服了不肯過河的烈馬……
無論是神山或者野馬，或是人，在周濤激昂豪放的表達中，總會浮現(xiàn)出強烈的“夫子自況”色彩，自認強大并與強者引為同類的惺惺相惜。
他的散文以篇幅長（好幾篇都在兩萬字以上）、強烈的表達和思辨沖動著稱。周濤對此也曾有過冷靜的認識：“思辨是散文里的一種成分，過分了，會傷害藝術，所以我特別看重賈平凹的散文，他恰恰不重思辨而擷取生活中暗含的底蘊，他更重對生活原始形態(tài)的直接感光。對他的認可，實際上表現(xiàn)我對自己某些缺陷的認可。”
《周濤詩年編》
雖然二十多年前已有上述認識，但自那之后，他急切言說思想的習慣，至今未改?！段餍杏洝防镆廊豢梢娨话?。
周濤的身上聚集著天之驕子的自得與時代籠罩在頭上、害怕“喪失既得”的恐懼；他迷戀文學，以為它自由、公平，不像政治那樣復雜。20年前，以散文集首獲魯迅文學獎，他卻沒去領獎。
原因？“文學各種獎項和我心目中想象的距離太大。獎要公正，不能魚目混珠，泥沙俱下，不能撒胡椒面，要獎給那些最值得獎勵的人，不管那個人是誰，也許不是我。”
他說曾經的80年代，民族目標明確，人人充滿希望，整個時代是《祝酒歌》所渲染的情緒。但90年代初，他無可避免地產生了虛無的情緒，游離于社會，不再那么直接?！恫査斓幕袒蟆?，便寫于那樣的狀態(tài)之下——然而讀懂的人，終是少數(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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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注定？
二十多年后完成的《西行記》里，周濤寫到姬書藤等干部下鄉(xiāng)，享受了葉爾羌河畔胡楊林下一頓烤魚盛宴：“古老的麥蓋提人變戲法似的，從河里捕撈出活蹦亂跳的大魚！……托盤呈上，那種滋味，真是香透腦片骨！”
值得注意的絕不是美味，而在于美食供給者與享用者的姿態(tài)：
檢查團的領導們盤腿坐在胡楊林間的空地上，地上鋪著華麗的和田地毯。村民捧著托盤，俯首躬身，膝語蛇行，如侍帝王。這些偉大的禮儀是誰教給他們的？這種令人噙淚的文明是什么時候養(yǎng)成的？姬書藤忽然心生愧疚，覺得自己配不上這樣的盛宴和虔誠的禮節(jié)，對不起這些在篝火邊跳刀郎舞、在果園里畫農民畫的沙漠人。我們?yōu)槿思易隽耸裁粗档萌思疫@樣隆重接待？”?
——《西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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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想起周濤80年代創(chuàng)作的長篇散文《哈拉沙爾隨筆》。在那篇文章里，他從同行人干裂的嘴唇，聯(lián)想到多半個世紀以前，馬仲英的回族兵和霍加·尼牙孜的維吾爾人血戰(zhàn)，而今，往事遺跡卻被干渴的北方之唇（無水的山溝）吃光了。
他在生活在焉耆的這支回族人身上，看到一種并非人人都能感到的“百年孤獨”：
隱忍、沉默的后面藏著可怕的強悍；懷疑、狡黠的不信任的目光后面有著最真誠的諾言和舍命相陪的友誼；屈辱的自卑感和深藏于心的強大自尊心的矛盾造成的痛苦；不被理解卻又頑強地要保存自己所形成的隔閡；邊遠、貧困的落后生活方式與心比天高的自信力之間的大反差所導致的悲哀和固執(zhí)心理，就造成了這種百年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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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中華民族的歷史不僅僅是漢族的歷史，歷代帝王、名臣、保國有功的武將中就不知有多少是少數(shù)民族。”
這樣的著墨和觀點，在他幾十年的豐盛書寫里，并不多見。
和他有忘年之交的殷實犀利地指出他的問題：“他對新疆這片土地，對維吾爾族等少數(shù)民族表達得仍然不夠。周濤在這點上也表達了一個漢人的精明。他沒有從語言、從經典、從世俗文化，方方面面——他沒有深入新疆?！?/p>
周濤夫婦 圖/劉新
在剛剛寫就的《西行記》分析里，殷實直言：“如果他們每一個人（主角）的內在世界，也都可以像姬書藤一樣展開，特別是，如果對那個維吾爾族人物司馬義·艾合買提江的個人精神世界、文化性格乃至民族屬性，有深入挖掘和呈示的話，那么這部作品中的眾聲喧嘩，包括不同‘聲音’之間的對話，將會構成多么巨大的張力?！?/p>
為何無法展開？
“語言障礙是一，不敢再真實下去是二。只能到此為止?！敝軡卮鹞?。
他表達過對張承志的欽佩，卻也坦言后者在信仰上走向了極致。事實上，周濤在大學的專業(yè)正是維吾爾語，但不到半年，高等教育之路便被伊犁“再教育”攔腰截斷。
而他表達懊惱嘆惜的角度是：“假如學完了四年維語，到南疆哪個公社當書記，再當縣一級干部，對民族關系、人事各個方面了解多一些、再進入歷史的研究和民族的考察，就可能組織長篇小說。但那半年我沒有多大興趣學維語，看不到這么遠?！?/p>
他在心理上很靠近哈薩克這樣的草原民族，自比為“一個習慣了氈房和羊肉、熱愛著草原和縱馬的半游牧者”。而對生長于斯的新疆，他自認此地為故土，卻也始終是以中原文化的根脈來觀察和體驗。
在文學評論者韋器閎看來，周濤極少描寫市井生活，也不以表現(xiàn)百姓的喜怒哀樂和審美趣味為己任，而是極力張揚自己個人化的人生體驗。于是他的寫作也呈現(xiàn)出一種“貴族化”的傾向。
回顧這大半生，周濤說自己介乎文武之間：生在軍隊里是武，這是打的底色；讀書上學是文；當運動員從武；回來讀書上學喜歡文學又從文：從文以后最終又跑到兵營里從文了。“可以說文不成武不就，也可以說文武兩道都在滋養(yǎng)你，也都在制約你；制約也是滋養(yǎng)?！?/p>
到老，他在部隊文職干部中算最高級別，享受軍級待遇。反而是操持了一輩子的母親，聽到兒子濤說，“媽，我快當將軍了”，回了一句，“你一天仗也沒打過，當什么將軍？”
“喀什的八年教會你什么呢？”我問他。
他答：“不是你天生就怎么樣，你那些個人的條件都必須在一個社會的大勢之下才能得以施展和表現(xiàn)，否則一文不值?！?/p>
“你是宿命論者？”
他點頭?！叭烁饔忻\是社會給你的可能性。有膽無識是‘二桿子’，有識無膽是書呆子。有膽識，還有運，才可能成大事。我和馬文？不是運，是命?！?/p>
在全家被政治運動分崩離析的年代里，他發(fā)出詰問：“從一個個由家庭中誕生出來的自在的少年，到成為被社會和自身條件嵌入某一職業(yè)的成人，命運啊，你將怎么打發(fā)我們？是對我們格外垂青呢還是特別冷漠？對后一種可能，我們當時是不愿意設想也不可能接受的?！?/p>
時光過去了50年，謎底完全揭開了。讓他無限驚奇的是，今天的謎底，當初已經不斷向他顯示。他始終相信，那時候，一切都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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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鄧郁? 發(fā)自烏魯木齊、喀什、北京
編輯? 楊子 rwyz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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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西行記》、《一個人和新疆》、《周濤自選集 詩歌散文卷》、《眾眼閱周濤》、《一種承認的書寫》、《《西行記》的閱讀方法》，實習記者施佳一、王雨曼、張淼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當代》雜志、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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