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6日，臺灣歌手楊弦和胡德夫在臺北中山堂舉辦新作發(fā)布會暨“中國現(xiàn)代民歌之夜”演唱會，上半場都是臺灣當時流行的西洋各國民謠，進入下半場，楊弦開始唱自己的歌——將余光中的詩填入自己寫的曲中，《鄉(xiāng)愁》《江湖上》《民歌》等歌曲在這場演唱會上推出。
在當時的臺灣，“舊上海”式風花雪月的歌曲、日本及西洋的翻譯歌曲、瓊瑤“三廳式電影（客廳、飯廳、舞廳）”的相關歌曲大行其道。楊弦的創(chuàng)作跳脫出原有框架，余光中的詩純美簡單，楊弦曲調甘美清麗。歌手、樂手的通力配合使得這場民歌演唱贏得了兩千聽眾經(jīng)久不息的掌聲。余光中事后評價：“至于楊弦的歌曲自命民歌，也無非是向往其清純天然,有意表示與當代的流行歌曲劃清界限而已———正如李白、白居易、劉禹錫等詩人借樂府民謠來重振唐詩一樣?！?/p>
時任中國廣播公司主持人陶曉清是臺下鼓掌的觀眾之一，她向楊弦要來了卡帶，在自己的節(jié)目《熱門音樂》中播放了三首歌。此前，《熱門音樂》只介紹西洋流行音樂。陶曉清一度擔心遭聽眾非議，沒想到來信都是贊美，也有聽眾分享自己寫歌的經(jīng)歷。陶曉清意識到臺灣社會已經(jīng)有一股創(chuàng)作音樂的能量在醞釀，她邀請聽眾寄來自己的作品，開始推廣本土民歌。作為民歌最早的推廣者，陶曉清被稱為“民歌運動之母”。
19歲時，還沒畢業(yè)的陶曉清已經(jīng)在中國廣播公司擔任主持人，是當時最年輕的電臺主持。她出生在一個音樂家庭，爸爸拉胡琴，媽媽彈風琴，平時的家庭活動是全家一起唱歌。媽媽喜歡西洋歌曲，常常放著黑膠唱片教陶曉清英語。讀書時，西洋歌曲排行榜每周必看，有同學問這周第一名是什么，她一定能唱出來。她進入校園電臺主持節(jié)目，憑借超過同齡人的經(jīng)驗和聲音掌控力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主持介紹西洋音樂的《熱門音樂》。正式工作后，她開始系統(tǒng)學習西洋音樂知識。電臺提供原版唱片，也可以買外國雜志，她積累了大量一手資料，唱片漸漸堆滿了家里三面墻。
聽眾大多不是專業(yè)的歌手，寄來的卡帶甚至連合格的demo都算不上。有的曲子不錯，陶曉清會拿給會寫詞的人，有的詞不錯，她會找能譜曲的人，“你看看這個詞會不會有靈感?！庇械脑~曲都有了，聲音不好聽，她會去找歌手唱?！霸诿窀钑r期，我就像一個媒婆，在民歌還沒有那么多唱片給我們用的時候，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推廣），每個環(huán)節(jié)都是一種創(chuàng)意?！?/p>
1976年，陶曉清在淡水文理學院組織了“民謠演唱會”。歌手李雙澤扛著吉他，拎著可樂瓶，上臺便說：“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xiàn)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他轉向舞臺上剛唱完英文歌的同學，不客氣地問：“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么滋味？”他怒砸可樂瓶，唱起1948年李臨秋作詞的《補破網(wǎng)》。這首歌因“傳播灰色消極思想”在當時已被禁唱。當晚過后，臺灣大學校園開始了關于“唱自己的歌”的討論，民歌運動愈演愈烈。草地上三三兩兩的年輕人抱著吉他輕聲彈唱，成為1970年代末臺灣校園中的一個縮影?！对賱e康橋》、《雨中即景》、《阿美，阿美》、《蘭花草》等歌曲風靡一時。
1977年5月6日，新力公司、新力文教基金會與臺北市陽明扶輪社合辦的“金韻獎青年歌謠演唱大賽”開始接受報名，商業(yè)化正式進入民歌運動。盡管只舉辦了五屆，但陳明韶、齊豫、王夢麟、蘇來、邰肇玫、李建復等民歌中堅力量都因此脫穎而出，成為臺灣樂壇的重要人物。
在推廣民歌的過程中，陶曉清和眾多民歌歌手成了朋友。她家的客廳也成了臺灣民歌的“重要集散地”。吳楚楚、蘇來、彭國華、李宗盛、蔡琴、邰肇玫都是客廳的?？?。陶曉清的兒子、電臺主持人馬世芳記得，民歌運動時期，陶曉清創(chuàng)辦了很多串燒形式的演唱會，歌手都還是大學生，在他家客廳商量，誰有新作誰來唱，每次演出結束會復盤找優(yōu)劣，分析這是環(huán)境的原因還是自己的原因。
蘇來在這里遇到了席慕蓉，女詩人口頭授權他演唱自己的詩，蘇來出了張席慕蓉詩的專輯。讀中專的李宗盛在一群臺大學生中并不自信，還曾找陶曉清聊過許久，離開時留下了全是紅字的成績單。多年后打掃房間，陶曉清才發(fā)現(xiàn)。
成為廣播人后，馬世芳才明白了陶曉清推廣民歌的意義。他曾在一次采訪中提到：民歌運動最珍貴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塊土壤，讓所有人有了交集。張艾嘉和李宗盛，張大春和李壽全，若非民歌運動，他們的名字絕不會出現(xiàn)在一張唱片上。其實這些歌曲的制作班底和當年鄧麗君、劉文正的班底是一樣的，只不過原創(chuàng)為音樂帶來了新的可能性，讓產業(yè)升級。
在堆積成山的卡帶中，陶曉清不時驚訝于臺灣青年對情感的表達。她聽到了賴西安作曲，馬兆駿、洪安達作詞的《散場電影》：“我們因不了解而相識/我們因了解而分離/在人潮中不必說些什么/因為我們再也聽不見……”陶曉清說：“在戀愛之中，要向別人說再見了，用這樣的場景去寫當下的心境，這是從前臺灣流行歌曲里沒有過的?！彼蚕矚g鄧禹平寫的《下雨天的周末》，“喜歡下雨天、喜歡周末，因為這樣可以撐一把小傘，可以和你走得好近好近。講初戀的甜蜜，至少在當時的臺灣，我們在流行歌曲里沒有感知到這樣的真誠。”
在陶曉清看來，真誠和創(chuàng)意至今仍然是她判斷音樂好壞的一個標準。但什么是真誠、什么是創(chuàng)意，“這個東西是一種直覺。音符就是這么七個，從古到今卻已經(jīng)不知道有多少人寫過那么多好聽的歌了，而且仍然有那么多好歌源源不絕地繼續(xù)出現(xià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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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是人民的歌
人物周刊：你對民歌的定義是什么？
陶曉清：“民”是人民，“民歌”就是人民的歌。楊弦最早是唱余光中的詩，那里面有一首歌就叫《民歌》，他給自己唱片寫的標題是《中國現(xiàn)代民歌》，所以我們就一直認為我們在做中國現(xiàn)代民歌。民歌的定義是什么？就是在某一個地區(qū)流傳、代表了當代一些想法跟精神的歌曲。作者不可考，但是民歌可以一代傳一代，會認字的人就傳唱它，在走唱過程中，吸收一點這個地方的風味，在下個地方可能又改一點。我們現(xiàn)在來聽當年的民歌，不同地區(qū)的風格很不一樣，都是配合當?shù)乩习傩盏纳罨蛘邇r值觀各自創(chuàng)作。
我蠻喜歡“中國現(xiàn)代民歌”這個詞，可是當時有一些做古典音樂的人，說這些民歌都在校園里傳唱，就叫校園民歌吧?？墒亲鲂@民歌的人，從校園畢業(yè)了，還在寫歌，就越來越不校園啦。后來很多人講到中國現(xiàn)代民歌或者校園民歌，就把前面都省略了，只講民歌。1995年，我們回頭去向楊弦他們那些創(chuàng)作者致敬，才給它定位下來，認為民歌元年就是1975年，從楊弦那場演唱會開始。我們就說，不要講校園民歌或者傳統(tǒng)民歌，就把它簡化成民歌20年。我們一講，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需要解釋了。
人物周刊：民歌歌手和其他歌手有什么不同？
陶曉清：以前的女歌星要長得很漂亮，男生也要很帥。自彈自唱的風潮起來后，長得不是很好看的人，只要有思想、有料，寫的歌好聽，也可以出道，改變了整個流行音樂界原來的框框。
以前歌星上臺唱歌，穿著很華麗的衣服，化著濃妝，有樂隊伴奏，有華麗的舞臺布景，有多彩的燈光。但民歌手剛出來的時候很簡單，就是白襯衫牛仔褲，自彈自唱，也沒有樂隊，燈光就是一個白燈。大家覺得好棒，講出我心里的話，覺得好清新。可一場兩場后，歌手自己都覺得很無聊了，就說我們的演出太單調了，可不可以學一點表演的東西。我們就找了老師，給他們開一些表演培訓課程，包括心理劇的課程。
人物周刊：這些課程對一些歌手的實際演唱幫助很大？
陶曉清：非常大。我們會帶他們做非常多練習。有些人就意識到，其實我不是真的那么愛唱歌，更喜歡做其他事情。有的人離開了歌壇，去追尋自己更喜歡做的事。對歌壇來講不一定是損失，可能他唱歌唱得很好，但是如果他不愛唱歌，一直唱下去，一定不會善終，因為心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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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廳里把歌唱好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推廣民歌，是否會從最初的偶然行為轉向有責任感的行為?
陶曉清:我此前做了10年的西洋歌曲，對于西洋歌曲的部分，我只是很有興趣，幫著去傳達。但是我對于它的銷路怎么樣、聽眾喜歡哪個歌，我完全沒有想過。在民歌時期也一樣，我的角色只多了“媒婆”的功能。我雖然忙，可是忙得非常開心，又有越來越多的同伴加入。我們成立了一個叫“民風樂府”的團體，一共有十來個人，我是民風樂府的主任委員。每次辦活動的時候，各自分工。我還蠻享受那個時期，我們辦了好多演唱會。我們出了一本民歌40年的書，那本書上就有歷年辦演唱會的記錄，回看時覺得那個日子沒白過，那種感覺蠻好的。
人物周刊:你提到寄給你的民歌中會有許多創(chuàng)新和誠意。在你看來，這是當時臺灣流行歌曲缺少的東西?
陶曉清:那個時候，我的焦點只是在年輕人的創(chuàng)作這塊，我就像發(fā)現(xiàn)寶藏一樣，特別鼓勵它。很多年以后再回頭看，也覺得幾十年前，寫出那些歌，很棒，很值得尊重。
那個時候的臺灣流行歌曲，我比較不滿意瓊瑤“三廳電影”那一類，覺得太公式化了。但是后來我看了一個紀錄片，談臺灣的那些年，講到瓊瑤的那些“三廳電影”對工廠女工造成多大的影響，那個是女工們最大的夢想。她們下工了去看電影，就會期待、會想象，那些歌對她們來說是巨大的鼓勵和安慰。有一個老太太，后來談到往事的時候還會唱那些歌，一邊唱一邊掉眼淚。昨天我回答一個年輕人的提問，他說現(xiàn)在的歌好像很爛，我就想到那個老太太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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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3日，臺北，第52屆廣播金鐘獎，獲得特殊貢獻獎的陶曉清（中）和丈夫亮軒（右）與獲得流行音樂節(jié)目獎的兒子馬世芳在后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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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做民歌的時期，那是我看不起的音樂，我覺得沒什么水準，沒什么文化，但它實際上在那個時候安慰了多少人？所以我想說，生命有太多有趣的、值得尊敬的片段，并不是說我當時沒有接觸到的就沒有價值。
人物周刊：那當時你是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經(jīng)歷臺灣民歌運動，還是事后回顧才發(fā)現(xiàn)的？
陶曉清：事后。當時只覺得好有意思。學了好多東西，又交了好多新朋友，他們常常聚集在我家客廳，討論我們的活動。這個活動的歌不夠，那個主題的歌不夠，誰可以寫，然后就認領了。時間到了，歌就來了。那個時候創(chuàng)作力好茂盛，大家都好投入。
我記得我們做一個心智障礙小朋友的演出，我跟奚松、蔣勛打電話，請他們寫歌詞，到期了就寄過來。下次聚會，吳楚楚拿到奚松寫的《小小孩》說有感覺，就寫了一首歌。蘇來跟賴西安合作，寫了《地球的孩子》，李宗盛還彈吉他唱起來。在我們家客廳里頭，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那些歌唱好了。
正式的事談完了，他們就會聊天。家里有吉他，聊著聊著就會有人說我最近寫了一個歌，但只寫了一半，唱出來，會有人接著唱下去，唱著唱著就有人掉眼淚了。他們在我家里很安心，我先生也很開放的，小孩就在旁邊爬來爬去玩，有的歌手就會跟小孩玩一玩，看一看他們的童話故事書，講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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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花雪月里面也有非常深刻的東西
人物周刊：你曾提到，臺灣民歌運動時期，你收到的歌大部分是風花雪月。
陶曉清：對。風花雪月也沒什么不好，你覺得不好嗎？我的風花雪月，反正談的跟愛情有關的，我都把它歸類到風花雪月那里面去。風花雪月里面也有非常深刻的東西。
人物周刊：校園民歌多是風花雪月，創(chuàng)作者也大多年輕，在這些創(chuàng)作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真誠，而非厚重與深刻。它們跟民歌運動之后接棒的羅大佑寫的《之乎者也》比，會顯得比較輕。在這些音樂不斷出現(xiàn)的時候，它們好像就慢慢式微了。
陶曉清：流行歌本來就是這樣子，流行歌就是叫流行。羅大佑的歌，后來不是也沒那么流行了？
人物周刊：但是我們現(xiàn)在看那些歌，依然會覺得是了不起的作品。
陶曉清：羅大佑是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批接觸到的臺灣流行音樂。你們并不完全了解，民歌在臺灣、在當代所產生的影響。羅大佑之所以走上這樣一條路，他有對民歌的批判，他覺得民歌太輕了。這個會鼓勵到他，讓他的歌比較重一些。羅大佑的出現(xiàn)，也讓我們臺灣樂壇非常驚異，我簡直佩服得不得了，也非常喜歡。但是這并不表示當年的民歌就沒有價值或者太輕了。民歌40年演唱會，現(xiàn)場的觀眾幾乎可以從頭到尾每一首歌跟著一起唱。那些歌都經(jīng)過了時間的淘汰。從歌里你可以看到，整個時代就是從那段時期一路走過來。
歌本來就是這樣，在當時很流行的歌，它不一定留下來。整個傳統(tǒng)民歌也是一樣。它會留下來的是什么？是到現(xiàn)在還會有人聽了覺得，跟我的感受可以連接，讓我感動。羅大佑的歌也是一樣，那些歌如果現(xiàn)在的人聽沒感覺了，它不會再繼續(xù)留下去。古詩詞也是一樣，全唐詩有多少，但是后人就選出來了300首，那300首比全唐詩來講是更雋永，現(xiàn)在很多人讀了都還有共鳴，因為它們所寫到的我們對家的感覺，對國的感覺，對人的感覺，對朋友的感覺。
人物周刊：你的印象中，臺灣民歌運動是非常轟動且意義巨大的?
陶曉清：非常非常。開始只有在廣播，有幾首歌在出版了唱片以后，電視節(jié)目的排行榜變成連續(xù)很多周第一名，就變成電視臺的節(jié)目也都要pay attention，通過電視就進入到更多的家庭里，除了學生以外的其他人也都開始注意了。有一段時間，那些歌手、那些歌真的是全民都知道。
臺灣的唱片界也是一窩蜂。唱片公司覺得歌手還算清純，掛上民歌手的稱號來出唱片。但年輕人的預算有限，他只能挑自己認為的第一名，市場分散了以后，銷路也沒那么好。后來就有個標題出現(xiàn)，說民歌沒落了。我覺得這樣反而是好的，讓整個臺灣的流行音樂走出了更寬廣的路。真正愛歌寫歌的人，不會因為民歌沒落就不寫歌了。有很多民歌時期正在學習的人選擇走到幕后去，李宗盛就留下來當制作人。吳楚楚最早是歌手，后來做唱片公司的老板，滾石唱片跟飛碟唱片開始在臺灣變成流行音樂界的兩大品牌。這對臺灣整個流行音樂的進步跟發(fā)展，都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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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音樂
人物周刊：在你看來，大陸上世紀80年代的校園民謠風潮與臺灣民歌運動有關聯(lián)嗎？
陶曉清：我后來聽說，臺灣校園民歌對后來大陸校園民謠是有影響的。1989年我第一次來大陸，我就遇到了一些做音樂的人，也是第一次見到崔健、王磊、眼鏡蛇合唱團。他們知道我，他們是透過什么渠道知道的？原來那時候我們編的書他們看過。那個時候的電臺主持人告訴我，他們在做跟民歌有關的節(jié)目，提到中國大陸校園民謠受到了臺灣校園民歌的影響。
比較直接的印象是臺灣民歌運動影響到了新馬地區(qū)的創(chuàng)作人，我有機會去這些地方時，他們告訴我說，我們編的書、編的唱片，他們都當寶貝一樣，而且這些作品激勵他們，臺灣年輕人可以這樣，他們應該也可以。
人物周刊：你現(xiàn)在還會關注音樂嗎？
陶曉清：現(xiàn)在比較少。現(xiàn)在的渠道實在太多了，有些人沒有發(fā)片，作品只在網(wǎng)絡上流傳。我也開始相信“代溝”這個詞了，一代一代成長的環(huán)境不同，喜歡的東西不同，在意的東西不同。有一些聽到的歌我仍然會很喜歡，但是不像以前，因為做節(jié)目我才有必要性，非得聽那么多歌。
人物周刊：音樂在現(xiàn)在的你心中占據(jù)怎樣的位置？
陶曉清：音樂仍然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一個元素，但是真要說去賣CD的地方買CD，這個行為對我來說已經(jīng)好幾年沒發(fā)生了，我不知道以后還會不會有那種沖動。我現(xiàn)在墻上的CD夠我聽一輩子了。以前那個時候的那種聽音樂的瘋狂，一方面是喜歡，一方面是基于工作上的需要，很功能性，聽了就是想唱片的評論要怎么寫，完全沒有去真正享受音樂。我意識到這個的時候才放下那種習慣。
人物周刊：在你的評判體系里是，優(yōu)秀的音樂作品是怎樣的？
陶曉清：我最近會特別提到一首羅青的詩，叫《答案》，它只有兩句歌詞，它講到了人類非常重要的兩個東西，一個是距離，一個是疏離?！洞鸢浮?，天上的星星為何像人群這樣的擁擠呢？地上的人們?yōu)楹斡窒裥切且粯拥氖柽h呢？歌詞就這么兩句。李泰祥的曲子寫得好聽極了，齊豫唱這個歌也好極了，能那么簡單，又那么好聽，這實在是屬于最高等級的境界了。
（實習記者薛秦騫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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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曉清
臺灣資深廣播人，作家亮軒（本名馬國光）之妻，音樂人馬世芳之母。從1975年開始陸續(xù)在自己的節(jié)目里播放年輕人的原創(chuàng)歌曲，引領了1970年代臺灣民歌運動，被譽為“民歌運動之母”。從廣播圈淡出后，她在2010年取得了加拿大海文學院的諮商證書，成為合格的心理諮商師，是海峽兩岸心理諮商課程的領頭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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