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瓊有一個行李箱，留了二十年，里面沒裝任何東西。
1989年，鄭瓊20歲，高考三次失利，在家待業(yè)一兩年后，父母通過關(guān)系輾轉(zhuǎn)把她塞進了湖北咸寧一家工廠的質(zhì)量檢驗科。她在這家工廠已經(jīng)工作了兩年，每天帶本閑書上班。她不甘心，想離開湖北。
母親把她關(guān)在家里，幾乎要氣瘋了。本來約定共同北上的閨蜜帶著這個行李箱上了門：“阿姨，你就讓她出去吧。以后的事您別擔心，在外面實在不行她回來，有我一口飯吃，就有瓊子一口飯吃?！杯傋邮青嵀偟男∶?。那口行李箱，原本是閨蜜為自己北漂準備的，同樣被家人攔下后，選擇了放棄。她把行李箱送給了鄭瓊，“代替我們走吧?！蹦赣H泣不成聲，最終點頭放行。
24年后，紀錄片《出·路》在一百多個城市點映，鄭瓊是導演。這24年里，她被當作“中國紀錄片領(lǐng)域最重要的一個女人”，被邀請到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談中國紀錄片，做國際紀錄片電影節(jié)的評委。在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加映場映后，鄭瓊一身樸素地出現(xiàn)。全然沒有刻意打扮著裝的樣子，挽著的發(fā)髻漏出幾縷銀灰的碎發(fā)，灰色襪子踏著運動式平底涼鞋，與一旁踩著高跟鞋、渾身透著精致的年輕女主持形成鮮明對比。觀眾很快意識到，48歲的鄭瓊不在乎這些。
她云淡風輕甚至有點自嘲地提起了當年高考三戰(zhàn)皆敗的經(jīng)歷。在她的紀錄片里，也有一個三戰(zhàn)高考的咸寧男孩徐佳，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甘肅偏遠山溝的12歲女孩馬百娟，一個從央美附中退學的北京姑娘袁晗寒。2009年，當攝像機第一次對準他們時，三個被攝者都和當年的她一樣，處在自己人生的坎上。三年后、六年后，鄭瓊第二次、第三次記錄下三個孩子的變化與命運，于是有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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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
許多人說這是中國版的BBC紀錄片《人生七年》（“7 UP系列”）——盡管鄭瓊并沒看過。最初，她只是偶然聽說了袁晗寒的故事：女孩表現(xiàn)出了超高的藝術(shù)天賦和創(chuàng)造力，但學校的考試有幾門不及格，認為女兒天性不適應學校教育的媽媽主動為女兒從央美附中辦了退學。
“你們知道央美附中是怎樣一所學校嗎？考上這所中學就會附帶一個北京戶口，多少外地人擠破腦袋想往里面鉆啊。但她們能做到這樣輕易地放棄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编嵀傇谟澈蠼涣鲿舷蛴^眾解釋。袁晗寒并非富二代，在北京，她也只是一個普通中產(chǎn)家庭的孩子。
混雜著羨慕甚至些許的嫉妒，鄭瓊想到了自己。她當年也是這樣的孩子，不知為何對學校有諸如發(fā)燒嘔吐的生理性不適，雖然課外讀了大量野書雜書、對文字也有異常的敏感，但成績堪憂。和袁晗寒不一樣的是，她從沒想過放棄高考。生在小城鎮(zhèn)普通家庭的她沒有別的選擇。之所以執(zhí)著地考了三次，其實也并非完全因為考不上——本地院校夠上了，但對她而言，高考最大的意義是離開家鄉(xiāng)這個閉塞的小鎮(zhèn)。
相較之下，袁晗寒就算是退學，也渾身散發(fā)著一股子“不著調(diào)”。紀錄片里，剛退學沒多久的袁晗寒對著鏡頭、半不正經(jīng)地抱怨：“有一天，我正在宿舍玩兒呢，我媽給我打一個電話，說袁晗寒咱卷鋪蓋卷回家吧。然后我很詫異，我特別不愿意回去，因為我新買的小被子和小褥子，還沒有睡到兩天，我就要放棄它了，我覺得特別的虧?！?/p>
這種松弛是那時的鄭瓊從沒有過的氣質(zhì)，而袁晗寒輕易擁有的選擇，也是她直到現(xiàn)在才努力為自己爭得的自由。退學后最初幾個月，袁晗寒在家無所事事，大半時間看電影，或者畫畫、發(fā)呆。無聊久了想找點事干，想起媽媽提過想開個咖啡館，自己去當時還沒商業(yè)化的南鑼鼓巷走了圈，看中個一年兩萬租金的門面，租下來自己粉刷、裝飾、采購，做了個小酒吧?？Х瑞^不賺錢就關(guān)了，再過些日子，申請到去德國杜塞爾多夫?qū)W藝術(shù)的機會……
袁晗寒很“喪”。她不是那種壯志滿懷的人，好像做什么都無所謂的樣子，卻永遠有路可走?！拔覜]有想過，我以后的生活，比如說你想要做在哪一個階層的人，反正我覺得不會餓死就行了。而沒有人會被餓死的，如果你不想餓死，你是不會被餓死的。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的話，就算你再富有，還是會餓死的。”
看著袁晗寒，鄭瓊有了開機拍攝的念頭。
但同時，她也想找到另外的主人公：比如，和曾經(jīng)的她一樣把惟一的出路寄托于高考的孩子；又比如，對于“會不會餓死”這件事，擁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與認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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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抱著這樣的想法，鄭瓊回到自己的高中母校，請任教的親戚幫忙找愿意接受拍攝的復讀班學生，又托公益機構(gòu)的朋友幫忙，在西北貧困山區(qū)物色拍攝對象。
這些拍攝前的準備是她再熟悉不過的流程。盡管第一次獨立做紀錄片導演，但從2004年起，她已經(jīng)與好幾名歐洲紀錄片導演合作過，擔任研究助理，負責中國部分的調(diào)研、拍攝安排。對鄭瓊來說，這是“偷師”的過程，常常，在拍攝結(jié)束回酒店的路上，她會一直追問歐洲的導演，諸如為什么有些場景要這樣拍，為什么要那樣做……最后老把對方問愣：“好問題，我從來沒想過這個。”
她曾好奇，紀錄片導演在現(xiàn)場指揮調(diào)度鏡頭的運行、選擇拍攝哪些場景，這些究竟是提前構(gòu)思好的，還是到現(xiàn)場后才臨場發(fā)揮的呢？歐洲導演給她的答案是，“紀錄片電影是一個有計劃的藝術(shù)?！?/p>
“這是中國導演特別大的一個誤區(qū)，知道吧？有人會覺得哎呀你挺有意思的，那行，我買設(shè)備拍。它不是這樣的。如果你這樣子想跟拍他一個月兩個月半年，完全沒有這個時間，也沒有這個金錢。你要提前做特別多調(diào)研，要了解拍攝對象，要知道故事在哪里，要知道我要拍哪些東西。那我每次就拍一個星期或者五天，有調(diào)研有計劃的，每一天拍什么都特別清楚?！?/p>
“沒有錢”是鄭瓊重復最多的詞。比如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時，也有觀眾問：“請問導演拍片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鄭瓊不假思索：“沒有錢?！迸_下哄笑，鄭瓊嚴肅：“我是說真的?！迸钠腻X有時靠申請電影節(jié)或基金會項目資助，有時靠投資人或朋友的慷慨解囊，籌一段拍一段，沒錢了就暫時放放，先忙其他項目比如組織iDOCS國際紀錄片影展。
到處找錢是獨立紀錄片導演不得不修煉的能力。鄭瓊反感那些所謂賣房拍片的苦情宣傳：“那不是針對影片內(nèi)容質(zhì)量本身的。你拍的過程再辛苦，拍出來一坨屎，有什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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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出·路》劇照，甘肅偏遠山溝的女孩馬百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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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觀眾看到片子本身的“講究”，“而不是那種所謂的什么獨立導演，就自己扛著機器吭哧吭哧拍出來的。”她自己形容，“每個鏡頭背后都是有很多工作的，沒有一個鏡頭是隨意的，是沒有用的，每一個鏡頭都是在傳遞你想表達的東西?！?/p>
這“講究”一開始就藏在對拍攝對象的選擇里?？紤]到畫面效果，她不僅需要找到合適的人，也需要他們的生活環(huán)境具備某種視覺符號：比如西北寸草不生的貧瘠黃土，簡陋的土坯平房教室，全校一共兩個年級、五個學生，每個班只有兩三個孩子——這就是馬百娟的學校。朋友還曾給鄭瓊提供過另一個選擇，但鄭瓊想想放棄了：那個孩子所在的校園貼著白瓷磚外墻，對影像工作者來說算不得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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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
在朋友推薦下，2009年，鄭瓊第一次去了甘肅會寧縣，與當?shù)亟涛娒?，和學校校長聊天，讓老師介紹情況、推薦合適的孩子接受拍攝。臉上掛著笑、眼里閃著光的12歲山里女孩馬百娟，就這樣第一次出現(xiàn)在了鄭瓊面前。
鄭瓊是喜歡這個孩子的。她形容馬百娟身上有種“跟土地連接帶來的喜樂感、很簡單的純粹的那種愉快”，她理解，也有過。12歲的馬百娟剛上二年級，總是認認真真的，走起路來雙臂有節(jié)奏地在身側(cè)大幅揮動，念課文時節(jié)奏單一、句調(diào)平且拖，句子最后一個字永遠是第一聲：“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云兒去了哪里？我想知道風兒在說什么？……我想知道世界為什么這樣神奇?！?/p>
與另兩個被拍者最初的狀態(tài)相比，馬百娟看起來是最有希望、狀態(tài)最好的那個。她的眉眼里透出對當下的滿足感，哪怕每天上學來回要走30里地，哪怕只是走許多山路去買四本作業(yè)本，她也高高興興地笑、仔仔細細地數(shù)錢——三張皺巴巴的一元紙幣，外加兩個一毛的硬幣。但她的小哥哥對此的反應是：“你光費錢、錢，你就記下個錢。給錢給你呢，就知道花花花?！?/p>
馬百娟家確實窮。會寧縣是個靠天吃飯的貧困縣，周圍都是大山，天不下雨便沒水沒糧，曾有過十年巨旱。早些年，父親不讓馬百娟讀書，“念書沒用，你念它干啥，念完考不上還不是回來種田嗎？”學校幾次上門動員，父親最后勉強同意時，馬百娟已經(jīng)十歲了。
“苦怕了，也餓怕了?！本嗟谝淮闻臄z三年后，馬百娟的父親從會寧縣野鵲溝搬到寧夏中衛(wèi)，說自己“一點不想老家”。但這第二次拍攝，鄭瓊意外吃了閉門羹。馬百娟父親趕她們出去：“給上兩萬元，你就拍，給不了兩萬元，你就不要糾纏。以前我不知道，早知道是私人拍攝，給上十萬元我都不拍?！?/p>
鄭瓊沒有錢再來一次了。租設(shè)備、路費、人員勞務、日常開銷，經(jīng)費所剩無幾，她上哪拿這兩萬塊？她決定硬碰硬，各種法子不論正邪全試一遍：請親戚勸，讓鄰居議論制造輿論壓力，甚至請哥哥的領(lǐng)導吃飯以求權(quán)力的施壓……毫無效果。最后，鄭瓊以退為進，撂下話：“行，我們不拍了，收了走人?！?/p>
第二天，馬百娟的哥哥主動打電話過來：“你們咋不來了？真不拍了？”鄭瓊哭笑不得。態(tài)度強硬地交涉一番后，馬百娟父親道了歉：“老粗就只看眼前的，不想日后的前途?！?/p>
鄭瓊順勢問起，怎么打算女兒“日后的前途”？
“尕女子長大就找個主兒，她活她的人去，再也沒有什么打算?！瘪R百娟父親說。
這次拍攝的畫面里，15歲的馬百娟眼里的光消失了，甚至顯得有些鈍。這個發(fā)育得有點胖的女孩，開始刻意地躲著鏡頭，盡可能背對、沉默。搬家后，她轉(zhuǎn)學到寧夏中衛(wèi)，十四五歲上小學四年級，完全無法融入班級，學習也跟不上，逐漸生了不想讀的念頭。不想讀的背后，也有小哥哥日復一日的埋汰：“學不好還浪費錢你讀書干啥……”
馬家一共四個孩子，大哥一心想靠打工供倆弟妹上學，而在2009年拍過一些素材后，鄭瓊也曾把馬百娟的故事剪成過一個小短片，在BBC播出后，加拿大Calgry有位觀眾寫信過來愿意資助馬百娟和她的小哥哥讀到大學。老二曾是大哥認為的“家里惟一讀書有點希望的苗子”，但頭腦精明的小哥哥覺得讀書無用，只想盡早打工掙錢，主動退了學；馬百娟再退學，來自海外的教育資助就徹底沒了戲。
馬百娟的同齡女孩已經(jīng)大了肚子，她們討論著肚子的大小和軟硬、產(chǎn)檢、去哪里生孩子。馬百娟站在中間，含著友善的笑意，只聽不說。她還插不上嘴，但她知道不用過太久，自己就能融入這和諧的話題氛圍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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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
鄭瓊體會過馬百娟與土地連接的喜樂，卻從未體會生存基準線以下的貧窮帶來的焦慮。袁晗寒和馬百娟的生長環(huán)境都相對小眾與“極端”，她需要找到一個更具普遍性的人物——也更貼近當年的自己。
盡管是自己的家鄉(xiāng)高中母校，在咸寧的拍攝進展卻沒有想象中順利。原定拍攝對象臨時改了主意，鄭瓊不得不重新托親戚推薦人選，再一個個面談了解情況。她預設(shè)的理想拍攝對象很簡單，“一直一直復讀，就很堅定的，一心一意只想考大學”——已經(jīng)兩度高考失利、決定再搏一年的徐佳出現(xiàn)了。
徐佳不是擅長表達想法和情緒的孩子。面對鄭瓊的問題時，他說的往往是一些空泛的勵志口號，鄭瓊換了種方式，讓他把心里的感受寫下來。第一次，徐佳寫了許多和父親有關(guān)的故事——希望徐佳上大學是父親生前的遺愿，很大程度上，徐佳是為了已逝的父親在堅持——但依舊沒有多少表達感受的詞句。鄭瓊看完，讓徐佳寫了第二次，總算有了些感受。紀錄片里，徐佳描述自己心理活動的旁白，大多是這樣被錄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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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出·路》劇照，從央美附中退學的北京姑娘袁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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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失敗”“恐懼”，徐佳形容自己的復讀壓力，“就感覺有一段時間整個人冒汗、手發(fā)抖，完全做不了題目。就是我靜靜地坐十分鐘也改變不了，就后來一直抖。”
等到第三年再復讀，徐佳覺得自己已經(jīng)把心態(tài)“調(diào)整得比較好”了，“比較平靜、不會胡思亂想”，也會自我安慰：“考不考得上其實真的無所謂?！彼蛐牡字雷约哼€是在意結(jié)果，但這種自我安慰還算行之有效。
鄭瓊對這種隱忍的形容是，“把跟自己的感覺切斷，一心去生存”。徐佳生于不富裕的農(nóng)村家庭，父親早逝，媽媽辛苦把兩個男孩拉扯大，這些讓徐佳身上有比同齡人更沉重的焦慮。三年后，徐佳考上湖北工業(yè)大學，但新的就業(yè)焦慮襲來……似乎永遠不得放松，他總在新的焦慮中輪回。
鄭瓊也有過很長時間“切斷感覺，一心生存”的階段，不僅是三次高考前后心理走過的黑暗隧道，也是某種長久的不得放松的生存狀態(tài)。1994年離開家鄉(xiāng)來到北京后，她先去語言學校學了一年英語，所有錢都交了學費；第二年，她在五道口找了個月租300元的學校醫(yī)院床位住下，在廣告公司當銷售賣廣告，從報紙、商場到處抄電話號碼為自己發(fā)展客戶，第二、三個月就談成了四千元的業(yè)績。后來她學了電話銷售，跳槽，單槍匹馬闖進一家報社，說自己愿意幫忙做發(fā)行，不要工資，只要業(yè)績提成，惟一的條件是給她一個電話。那是1996年底，一個月她賺了六千。
十多年來，鄭瓊一直是那個充滿干勁、敢想敢做、學習能力超強的女強人。朋友王長田創(chuàng)辦光線傳媒找她加盟，她一聽是從沒接觸過的電視媒體領(lǐng)域，“好多從來沒聽過的詞，片頭之類的，就特興奮”，記了二十多本工作筆記，在前線做發(fā)行經(jīng)營，“把公司從負數(shù)做到正數(shù)，一百多萬。”然后她辭職，去安徽江西觀鳥，期間又有人找上她要投資一檔談話節(jié)目，為了入賬，她只好成立了一家公司……
怎樣才能把公司關(guān)掉，這個問題困擾了鄭瓊很多年。管理公司對她來說是個巨大的拖累，但她遲遲下不了決心當機立斷；就像她被迫開啟的iDOCS國際紀錄片論壇一樣，她說了許多次“這是最后一年iDOCS，明年我再不折騰自己了”，然而每隔幾年論壇重新啟動的消息又會傳出來。說被迫，是因她本無意創(chuàng)辦，只是因為在拍攝紀錄片、四處找錢的過程中，分別申請的發(fā)行資金竟比拍攝資金先申到了。從選片、談版權(quán)、拷貝片源、翻譯字幕到申請場地、活動舉辦許可、排片宣傳、邀請嘉賓，如今除了一些志愿者外，iDOCS正式的全職組織者只有鄭瓊一人，她忙到昏天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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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出·路》劇照，三戰(zhàn)高考的咸寧男孩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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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一段時間，鄭瓊幾乎沒有自己的生活。她不敢享受，有許多年曾把在北京買下的房子作為公司的辦公室，自己住在出租屋里；喜愛孩子的她如今年近半百，早已錯過生子的年齡，自覺可能是她此生最大的遺憾。直到2010年，公司內(nèi)部有人告她，突如其來的官司猛地把她敲醒了：“我到底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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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鄭瓊終于解散了公司所有人，把房子收了回來自住。她開始有意識地一點點找回自己曾被切斷的感受。
《出·路》，某種程度上也是她的自我療愈。鄭瓊一開始并沒意識到這點，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看完片子后和她說：“袁晗寒就好像現(xiàn)在的你自己，有很多選擇，有很多自由，也有很多可以說不的自由?！?/p>
鄭瓊當下就哭了。似乎某種東西被戳中和點破，她明確觸摸到那個對她自己來說“必須拍這部片子的理由”。斷斷續(xù)續(xù)拍攝的這些年里，她也一直在問自己：鄭瓊你忙這個片子到底是真的被他們的故事所感動，還是只想證明你可以成為導演？
“你在拍的時候根本沒辦法逃避這個。就是你假裝不問，但是你在拍的時候它會一直跳出來。你到底在拍什么？所有的問題最后都會回到，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到哪里去？”
影像是誠實的，導演無處可藏。媽媽對鄭瓊說：“你就是把自己沒有考上大學這件事情讓全國人民都知道?！比胃呖际Ю男邜u感成為內(nèi)心隱痛，卻不只是因為落榜——長久埋伏的那份不甘和不滿，遺留著對自己無法離開的失望。
三次高考沒能把鄭瓊帶出咸寧，她在家賦閑的一兩年，是人生中第一次最黝深的無光隧道。她大段大段地摘抄《約翰·克利斯朵夫》，每天寫很多很多日記——壓抑，迷茫，未知，憋悶，找不到出口……她形容自己好像被囚禁在黑暗的地牢里。
有人質(zhì)疑，為什么不選擇階層差異更大的拍攝對象？片中，哪怕是生活在一線城市、擁有更多選擇自由的袁晗寒，其實也屬于中產(chǎn)階級普通家庭。
鄭瓊的回答是，她不想用那么極端或戲劇化的東西來刺激觀眾。那些魔幻現(xiàn)實的場景，觀眾心領(lǐng)神會地笑了；馬百娟的喜樂與憂傷，觀眾感受到了，看到結(jié)局字幕時被她的遭遇微微刺痛了一下，“對我來說那就夠了?！?/p>
她說自己“尊重生活的邏輯，尊重命運”，無意成為上帝。就像拍攝整個片子的過程中，鄭瓊印象最深的畫面之一，與所有差距和沖突都無關(guān)，只是在甘肅會寧拍馬百娟和家人的勞作時，夕陽里，一排人彎腰收稻子的安靜剪影。
徐佳上大學后，她也問過徐佳：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你還覺得考大學是你惟一的出路嗎？
徐佳說不是?！斑@就好像你吃了99個餅，到第100個，你就覺得飽了，但并不是前面99個沒用。他能說出這句話，是因為他跨過了高考的這一坎兒，到了更高一點的地方?！编嵀傉f。
而很多年后的一天晚上，當鄭瓊把自己當年那些日記從頭看到尾，也終于能夠抱一抱當年那個小女孩。她也找到了“更高的地方”。幾年前，她曾回到家鄉(xiāng)小鎮(zhèn)，路過小時候上學時必經(jīng)的那條老街。
“街道兩旁原來有豆腐店、竹器社、小賣部、雜貨店、紡織店、縫紉社，惟一的文化設(shè)施就是一個大概能容納幾十人的電影院。就是這樣一個偏僻封閉的小鎮(zhèn)，我度過了人生最初的少年時光。”
如今老街已沒落，“隔三兩家就有人扎堆打麻將，每個人的表情都庸懶麻木，時間仿佛在此停滯?！痹卺t(yī)院門前的大路上，鄭瓊放慢腳步，來來回回地走，“秋天的風微微吹過，頭頂?shù)臉淙~和田里的稻穗沙沙地響”，放眼望去，生產(chǎn)隊、醫(yī)院、哪片的稻田是哪家的——什么都沒有變。
她突然特別感慨。“如果一直待在那樣一個小鎮(zhèn)上，最后我會是一個什么樣子？除了無法忍受這醬缸一樣沉悶的幾代人毫無改變的生活外，還有怎樣的可能性？沉淪？也許，但是很小，我想，最有可能，是瘋掉，徹底地瘋掉?！?/p>
小鎮(zhèn)“地牢”里，還有很多“獄友”。她住在鐵路邊，鐵路后邊有一家百貨公司批發(fā)部，批發(fā)部里有個女孩和她一樣喜歡文學；常來家里聽她念日記的初中閨蜜是護士，也愛浪漫幻想，“她們的精神領(lǐng)域其實遠超過所在的地理位置。”她說起自己出去幾年后，有次回來聽到鄰居的故事：“當她跟我說自己有婚外戀的時候，我第一反應就是特別為她高興，根本沒有去道德批判，覺得她終于可以有一口新鮮空氣呼吸了。她曾經(jīng)是因為對方有房之類的世俗原因結(jié)了婚。她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跟任何人談，但是我知道，她們生活在一個文化和精神上多么壓抑的地方?！?/p>
“我后來其實是覺得，在我身上承載了他們的夢想，我替他們飛出來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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