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堵車，活動嘉賓遲到了20分鐘。爬一層樓的樓梯進到北京三里屯老書蟲書店一個小空間里，吊扇慢悠悠轉(zhuǎn)著，艾瑞克·阿布漢森（Eric Abrahamsen）坐在臨窗的凳子上主持活動。
這是今年3月老書蟲文學節(jié)的其中一場對談，來自澳洲的作家Fiona Wright和中國作家劉麗朵一起探討簡短形式的魅力。臺上氣氛友好，但兩位作家之間沒有形成真正的交談，只是在各自的話題下展開了論述。大概有三四十位聽者花了60塊錢坐在臺下，位置空了不少。
活動是艾瑞克策劃的，客觀來說并不成功。文學節(jié)中不是每一場活動都有趣，并且大多數(shù)時候收效甚微。
兩年前，他參與策劃了第二屆北京國際書展文學交流周，其中有一場活動邀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與格非、梁鴻、張悅?cè)煌_交流，話題包括“歷史、非虛構寫作、記憶與遺忘”。
“很轟動，但是從我的角度來說一點兒都不好玩，因為他們聊得太高級，臺上各說各的，答非所問。我比較喜歡作家之間能有真正的交流、真正的認識，能坐下來談一個文學作品。”
這樣的時刻讓艾瑞克感到無力和懷疑。2017年底要離開北京前，有一回他對身邊的人說：“有一個重大的話題要談，我們（紙托邦）接下來該做什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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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剛到中國的時候，美國人艾瑞克·阿布漢森認識了中國作家徐星，時間是2000年出頭。
他們經(jīng)常在徐星家喝酒。兩個身稿1米9上下的男人在地下室里喝威士忌或者二鍋頭，談論狄更斯和高爾基?！八泻艽蟮拈喿x量，這是我們談話的基礎。我們談得最多的是歐洲古典文學。”徐星說。他形容艾瑞克“溫和而禮貌”，但是一喝醉也會臟話一大堆。
徐星和許多作家活躍于“讀書生活”文學論壇，他把艾瑞克拉了進去。為了隱藏身份，艾瑞克注冊了一個ID叫“鎖柱子”的賬號，“覺得取個土一點的名字大家就不會懷疑了”，但事情到了線下聚會的時候就敗露了，然后朋友們攛掇著讓“鎖柱子”當版主。
起初艾瑞克中文交流稍吃力，參加飯局碰到聽不懂或說不出的時候，就坐那兒喝酒。有時候等他到時，大家已經(jīng)開始喝了。他在博客上有這樣一段去馮唐家聚會的描寫：“艾丹得為此負部分責任，他竟然在拿量杯喝二鍋頭。馮唐家的餐具獨特地來自醫(yī)療設備商店，所以我可以看到艾丹一口氣喝掉200毫升。徐星教了我喝白酒，但沒教我這么個喝法。夜晚變得越來越喧鬧，大家接著去了一家24小時的面條店，然后我就斷片了。第二天早上醒來，我還是滿肚子白酒?！?/p>
閑時，艾瑞克到二環(huán)以內(nèi)的北京逛，胡同里遇到的人各色各樣，有的對自己生活的地方一無所知，有的問他從哪里來來這做甚，有的拉著他說“要拆了啊多可惜”，遇到最后一種人他才會興致盎然。
“一部分因為我是個外來者，要找到歸屬感，一個好的方法是你去了解這些人住的地方。一旦知道它的歷史，熟悉它的街廟，知道它背后的一些事情，你會感覺更屬于這個地方。”當然他并沒有想到十幾年后站在北京的街道上，還是發(fā)現(xiàn)自己從來抓不住中國的核，始終是個局外人。
其間，艾瑞克完成在中央民族大學的交換生課程，在生活類雜志《That's Beijing》做過兩年編輯，成為自由撰稿人，又慢慢轉(zhuǎn)向翻譯。艾瑞克第一篇譯作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熱愛王小波。
布蘭登·歐凱恩和辛迪·卡特是艾瑞克做翻譯之后認識的。他們認為許多中短篇小說的翻譯不夠好，同時發(fā)覺如果想要翻譯一本書，譯者很難找出跟這個書有關的出版商或版權資料，于是謀劃建立一個兼具數(shù)據(jù)庫功能的博客網(wǎng)站。
2007年4月7日，艾瑞克起了大早，從后臺發(fā)出兩則短文之后，宣告Paper Republic建立。它不是沖著一個明確的目標去的，甚至連中文名字都換過好幾個，在2015年初最終決定叫作“紙托邦”之前，它曾以“翻藝”“紙國”“紙共和”的名字出現(xiàn)過，從前這些名字有兩個共同點：一是都與文學、翻譯相關，二是土。
紙托邦與其名字共同的氣質(zhì)在于，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放在網(wǎng)站上的譯作由作者免費提供版權，譯者免費翻譯，讀者免費閱讀，頗有烏托邦色彩。它是唯一一個將中國文學翻譯并介紹給英語世界的網(wǎng)站。
相比布蘭登和辛迪，艾瑞克更熱衷于跟人打交道，飯局經(jīng)驗使他的中文水平得到提升，也在中國文學圈里建立了人脈。
此后，紙托邦里來了更多的譯者和出版人，大家在博客上討論關于文學翻譯的問題，或者去鼓樓東一家叫Amilal的酒吧聚會。文學翻譯掙不了多少錢，但是那時候北京好混，房租沒那么高，生活費用也不多，“總是有錢買羊肉串和啤酒，不用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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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今年3月上旬，艾瑞克從西雅圖到北京參加澳洲文學節(jié)，以紙托邦的名義為幾位澳洲文學家策劃活動，在北京待將近一個月。
如果要從當代中國文學中找到值得翻譯推薦的作品，需要大量閱讀，像在一條湍急的大河里徒手捉魚。艾瑞克每天要看幾小時的書，如果翻譯，每天再花幾小時。他和他的譯者朋友有一個共識：要尋找獨特聲音。
他提到了王小波，“王小波的靈在于幽默感和脫離感，比較悲慘的事，有時候說得比較幽默，有的時候他又可以舉重若輕。你知道他寫的東西其實非常悲慘，但是他給你寫的東西好像是沒事兒似的。”
他也提到了魯羊，一位上世紀90年代末期活躍于“斷裂”文學運動（興起于南京的作家圈，包括韓東、朱文、魯羊等）的作家。艾瑞克正在翻譯魯羊的短篇小說《銀色老虎》，“他寫的東西很不一樣”，比如把死亡經(jīng)驗比作銀色老虎。
三個月后，《銀色老虎》在《紐約客》年度夏季小說?？习l(fā)表了，魯羊是第三位在《紐約客》上發(fā)表小說作品的中國大陸作家，其他兩位是莫言（2012年）和余華（2013年）。
實際上，在英語國家的出版世界里，中國文學處在邊緣地帶，在這邊緣上擁擠著大量的作者和作品。就美國而言，鮑克公司早年間的統(tǒng)計顯示，在美國出版的圖書中（全門類）譯作僅占3%，在小說和詩歌領域，大約只有0.7%。
“作為一個出版人，其實沒有義務去教育自己的讀者說中國文學是怎么怎么樣的，他沒有這個義務，他唯一的義務是賣書。”艾瑞克說。外國編輯以及出版商對中國文學的挑選，大多出于市場考慮，他們一貫不青睞翻譯文學，認為讀者對其接受度低，不好賣。當出版翻譯文學時，編輯會把譯者的名字寫得非常小，甚至不出現(xiàn)在封面上。
“其實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關于幾代人的精神歷史、農(nóng)村題材的大家都覺得看膩了，不想要這種特別沉重的，500頁，好幾代人誰也沒熬過、一個一個死（這類故事），可能覺得這些離自己太遠了，看得很悶。按照他們的說法，他們想找一些現(xiàn)代化的年輕一點的城市背景的作品?！卑鹂苏f，“鄉(xiāng)村各異，而城市更相似，所以城市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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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國編輯不那么了解中國文學時，他們大多根據(jù)一本書在中國國內(nèi)的銷量和熱度決定是否購買。布蘭登從朋友那里聽聞一件事情：國內(nèi)一家出版社買了余華《兄弟》的英語翻譯版權，聯(lián)系到譯者，譯稿完成后送到國外出版商的辦公室，“據(jù)說那天下午辦公室里誰也沒有說話”——作品與他們的期待相去甚遠。
《銀色老虎》是艾瑞克選中并提出翻譯的。魯羊?qū)τ谧髌繁环g顯得并不著急，“其實往往一個作家對自己作品的解釋能力不是太強，有時候他們說，看作品就行了。”因此，艾瑞克總是要帶著自己相中的作品跑到出版人面前不停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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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2年，作家徐則臣到倫敦參加書展，結(jié)束后去愛丁堡大學的孔子學院與蘇格蘭作家艾倫交流。艾倫問，蘇格蘭人知道很多歐洲作家、美國作家、日本作家、拉美作家，甚至非洲作家，但不知道中國作家，你覺得原因何在？
徐則臣還沒答，忽然發(fā)現(xiàn)自己對面有一面鏡子，越過教室里的學生，每天站在那里?！拔也虐l(fā)現(xiàn)那鏡子，看見對面也坐著一個自己。因為相距遙遠，我并不能十分清楚地看見鏡子里的自己；英國和中國相距比我和鏡子還要遠，從北京到倫敦的航班要飛11個小時，看不清楚、不了解中國文學是可能的?！?/p>
一方面來自時空阻隔，另一方面來自中國文學本身，“如果它本來就不值得看，如果它缺少普世通約的藝術和思想的價值，被忽略最終是必然的?！?/p>
徐則臣是人民文學雜志社編輯部主任，《人民文學》英文版《路燈》（《Pathlight》）自2011年創(chuàng)辦起便與紙托邦合作，艾瑞克擔任編輯總監(jiān)。《路燈》上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更多選取年輕作者的作品。
對外公布的消息顯示，《路燈》支付給譯者的稿酬為千字千元左右，遠高于千字三五百的行業(yè)現(xiàn)狀。
中國文學陸陸續(xù)續(xù)在往外走，在這越來越浩蕩的隊伍里，真正熱衷于此并能始終保持尊嚴的人稀少?！吧?，體面地生存，這個過時的、極度重要的詞，對作家來說始終是又困難又極度重要的。”海明威對作家處境的描述同樣適用于譯者。
2007年10月，頗負盛名的美國翻譯家、漢學家葛浩文翻譯姜戎的《狼圖騰》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這項常被稱作亞洲“布克獎”的獎項除了頒發(fā)獎金給作者，還有3000美金發(fā)給譯者。
2017年10月以后，英仕曼集團不再提供對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贊助，獎項無限期停辦。英國翻譯家、漢學家韓斌說，在英國沒有一個為翻譯中國文學設立的獎項。
人們重新討論亞洲文學面向世界時是否依然依賴西方的資金贊助、出版公司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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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艾瑞克的妻子陳冬梅有點擔心紙托邦陷入停滯狀態(tài)，“特別是網(wǎng)站，它應該起到的作用是聯(lián)合這些譯者，以及向中國文學的譯者提供一些資源的支持、對年輕人的教育?！?/p>
陳冬梅曾用“無組織無紀律”來形容2007年創(chuàng)建以來的紙托邦，直到2015年她加入，紙托邦才有了一間位于景山一帶的辦公室，形成三人規(guī)模的常規(guī)工作團體。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辦公室和工作團體只存在了一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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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屆出版交流周“模擬書展工作坊”合影 ? ?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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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艾瑞克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剛接了某集團10月打算舉辦的出版交流活動。做活動能充分利用紙托邦的資源，但是事情瑣碎，耗費精力。
“我每次都想少做點活動，這樣可以集中精力做翻譯、編輯和出版。這次澳洲文學節(jié)就不應該接的?！卑鹂艘蛔戮捅г棺约海翱墒敲看味歼€是會接。”這是紙托邦的收入來源之一。
認識艾瑞克的中國作家朋友們會提到，憑借他在這里的資源和人脈，足以獲得一份報酬更高的工作。但是艾瑞克覺得自己應該更多把心思放在內(nèi)容上，他考慮過讓紙托邦被一家出版社收購，這樣他能夠?qū)Ｐ淖龇g和編輯。
艾瑞克逐漸意識到，翻譯是呈現(xiàn)在面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國外編輯和出版社對中國、中國文學不了解。他嘗試了一種新的方式，紙托邦幾位核心成員成立出版公司，購買書籍版權之后翻譯所有的內(nèi)容，再轉(zhuǎn)讓版權。
2016年，紙托邦買下了六本書的版權：梁鴻的《中國在梁莊》、阿乙的短篇小說集、阿來的《空山》、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萬壽寺》和王小妮的《1966年》。第一本已經(jīng)籌備出版，最后三本還沒找到翻譯資金。
在一次采訪中，陳冬梅做過一次測算：要想不虧本，紙托邦出版的每本書的銷量要達到4000冊。2016年紙托邦代理格非的《隱身衣》銷量達到5000冊左右。但艾瑞克之前翻譯徐則臣的《跑步穿過中關村》賣了只有一千多冊；曹文軒的《青銅葵花》在英國也只賣了2000冊。4000冊不是一個可以輕易達到的數(shù)量。
也是在2016年，紙托邦開始舉辦一年一度的出版交流周，邀請世界各國10位出版人來中國了解出版機構、體驗中國文化、接觸中國作家。世界范圍內(nèi)的編輯、文學代理人構成一個熟人網(wǎng)絡，也正是這一人際網(wǎng)絡驅(qū)動著國際出版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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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澳大利亞文學周。亞歷克西斯·賴特對話豆瓣閱讀作者，艾瑞克主持 ? ? 圖/孟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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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人跟人之間的交流，而不是人跟書之間的交流。書之外的一些東西，還是跟人有關。我覺得這樣做才真正有效果?！卑鹂瞬皇莻€完全的市場決定論者，甚至有時候想要去改變市場?！拔冶緛硪矝]有想在幾年內(nèi)一下子把這些特別大的問題都解決了。就像我們做這個文化沙龍，你一場活動可能也就只是一場活動，幾個作家，幾個觀眾，還有一些媒體，一場活動影響一點也不大。但是我們就在那兩個小時當中，現(xiàn)場作家有真正的火花，我一場活動可能就會高興好幾天?！?/p>
這是個緩慢的過程，沒有投機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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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布蘭登·歐凱恩的博客界面很久沒人打理，上面最遲一條留言是2011年8月23日，那時候陸續(xù)有譯者離開了北京。
今年春天我在北京一家咖啡店見到布蘭登，他到北京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收集資料。布蘭登穿著灰色帶帽衛(wèi)衣和灰色麻織西裝外套，膚色深，頭發(fā)和瞳孔是不同程度的棕色，不是典型的美國人樣貌，并且“身體瘦得頗像一條會走路的寬粉”。
北京變小了，對以翻譯為生的譯者來說，立不下足?！斑@也是我‘退圈’的原因之一。”布蘭登說。自從2015年翻譯了刁斗的短篇小說集《出處》（the point of origin）之后，除了學術，布蘭登幾乎沒再做過翻譯。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研究專業(yè)讀博士，正研究一部17世紀60年代的白話短篇小說集《豆棚閑話》。
紙托邦建立之后成員來來去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處于只有艾瑞克一個人的狀態(tài)，他要完善數(shù)據(jù)庫，搜羅文學翻譯出版的相關消息，偶爾寫一些博文。
“辛迪不知道在哪兒，可能在泰國，或者在加州。莫楷在哈佛讀博。有幾個還在北京，吉姆·威爾登住順義或者更遠?！卑鹂苏f。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說，但是有一個詞叫hub?！盚ub意即樞紐。大衛(wèi)·海森的中文不太流利，他2014年成為《路燈》主編后正式加入紙托邦，但馬上要走了?！耙驗槲业臅r間是有限的，又要做老師又要做翻譯又要做編輯，”他在推特個人賬號上轉(zhuǎn)載了《路燈》尋找新編輯的消息，說“是時候該傳遞火炬了”。
“有時候每個人比較多時間在忙別的。大部分人有自己的工作，只做翻譯的人很少。”大衛(wèi)說。
艾瑞克在北京又待了幾年。他在西雅圖的父母總是擔心自己兒子怎么能待這么長時間，“到最后他們會說天吶你怎么還沒有一個像樣的職業(yè)，你怎么還那么窮啊。”
在和作家們交往的過程中，艾瑞克樂于觀察他們說話的樣子，如何選擇詞句和控制聲調(diào)，甚至可以為閱讀作品提供另一個視角：格非是教授，說話特別有邏輯性，知識背景特別深，一說話就是長篇大論；阿乙就在那里自嘲，聽起來話說得不利索但是腦子一直在運轉(zhuǎn)……
艾瑞克曾為一部紀錄片翻譯字幕，紀錄片中的一段拍攝了作家狗子和張弛等人的生活狀態(tài)。大多數(shù)時候，紀錄片里的作家們都是醉醺醺的，有一回狗子拿著啤酒瓶對著攝像機，停頓了許久忘了自己要講的話。
艾瑞克把他們比作羅斯瑪麗·薩特克利夫小說中“提燈籠的人”——每個人都有一盞藏在衣服里的燈籠，狀似眼球，偶爾聚首便悄悄交換消息，分享隱秘的快樂——“讓我們保持燃燒的東西，將光帶入黑暗和風中。”
艾瑞克會始終與作家們保持一些聯(lián)系，和作家的交往能讓他感知到這個圈子里在發(fā)生什么。
澳洲文學節(jié)中最熱鬧的一場是理查德·弗蘭納根對話余華，書店里擠滿了聽眾，弗蘭納根還有點宿醉，艾瑞克回憶“他們倆一直在互夸”，談論自己的文學成長和寫作經(jīng)驗。那場對話剛開始的時候，弗蘭納根提到：“我記得契訶夫曾經(jīng)說過，真正好的作家應該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他們應該和那些具有不太好命運的人共同相處來了解他們的情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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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迄今為止，紙托邦網(wǎng)站上的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
2011年他們做了一個叫作Newsletter的項目，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每個月提供八千左右的資金，紙托邦負責整理一個月中的出版書籍動態(tài)、活動信息、評論文章，主要由艾瑞克和在北京大學攻讀中國古典文學碩士的莫楷完成。一年之后，中圖撤資，艾瑞克又堅持更新了大半年，最終在2013年8月告終，訂閱數(shù)量達到兩千多戶。艾瑞克始終覺得遺憾，試圖重拾newsletter。
同樣抱憾的還有翻譯培訓班。
2008年舉辦了首次中英文學翻譯培訓研討班。從北京坐火車到上海，轉(zhuǎn)汽車，往杭州莫干山，這座幾千年消暑好去處的山頭留有兩百多棟晚清民國老別墅，研討班在由此改造的旅館中舉辦，中外學者對半分成兩組，中國譯者討論怎樣英譯中，外國譯者探討如何中譯英，葛浩文是外國譯者組的小組長。
一群譯者“在一種高壓鍋式的環(huán)境里面天天做翻譯”，“我那時候很年輕，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我就知道我喜歡文學，喜歡談論文學，遇到了這么一幫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人——那次是在莫干山，后來在蘇州又做了一期——然后我們就白天上課，在談文學，怎么翻啊怎么譯啊，晚上出去喝酒，每天晚上都去同一個酒吧，待到很晚，喝很多啤酒，然后繼續(xù)嚷嚷?！弊詈笮〗M翻譯的作業(yè)像一塊勉強縫上的破布，但是“所有人都很高興找到了彼此”。
幾位譯者都提到了研討班，希望能在接下來的一年里找到資金并組織一場新的碰撞。
艾瑞克在這里認識了來自英國的翻譯家韓斌，后來他們在英國藝術委員會為紙托邦申請到一筆經(jīng)費。韓斌現(xiàn)在是紙托邦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們計劃在英國將紙托邦登記為一個慈善組織，獲得一個法律結(jié)構。
紙托邦從一個興趣博客網(wǎng)站，緩慢地非自覺地，向一個運營項目的非盈利組織轉(zhuǎn)變。
“如果艾瑞克翻譯自己喜歡的東西了，或者編自己喜歡的東西了，以及去書展了，見出版人了，都會很開心。那種狀態(tài)是你感覺自己是飽滿的，完全敞亮的一個狀態(tài)。其實就是一個滿足感了，精神滿足。就是這個行業(yè)很多人不是把它作為職業(yè)來做的?！标惗氛f。
10年前艾瑞克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他隱約知道應該和文學有關系。我后來去問陳冬梅，那他怎么走了那么久？
“他們這群人，也都是熱愛文學吧?！闭灾?，陳冬梅噗嗤一下笑了，大概覺得“熱愛文學”實在過于老套。
文學節(jié)結(jié)束后，艾瑞克·阿布漢森又離開了北京，前一天下午他和陳冬梅冒雪到通州的朋友家取了一些東西，帶回西雅圖。大半的書帶不走，他在這兒待了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