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治學嚴謹、成果卓著，心憂“家事、國事、天下事”，展現(xiàn)了當代知識分子應有的精神人格和責任擔當。強烈的公共關懷和問題意識，讓書齋里的他常?！叭滩蛔 迸陌付?。他以深厚的學術功底，敏銳而具穿透性的思辨之力，廓清當下種種 “學說” 之亂象與迷霧。
在中午召開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生組會上，葛兆光把學生們給“罵”了一通。
“躺在床上拿個手機叫外賣，等門鈴響了才從被窩里爬起來，從門縫里接過來，然后捧了個盒飯在那里吃，隨手一丟。懶到連走幾步去食堂都不肯。你們有沒有想過對環(huán)境的污染？有沒有想過這些外賣干不干凈？”
外賣平臺之外，他一邊痛批某寶、雙“11”、共享單車、一位財富大佬和所謂“新四大發(fā)明”等一連串“狗屁倒灶”的事，一邊自嘲是保守的老派人士，滿腦子是“過了時”的“現(xiàn)代性”。
67歲的葛兆光身著一件搖粒絨的運動休閑背心，思維敏銳，一談起牽動他心腸的那些“國事、家事、天下事”，聲調(diào)不由自主起伏跌宕，很有幾分他在懷念學者朱維錚時給出的品評——“不安穩(wěn)，不雍容，只好針鋒相對”。
他感慨自己的精力和體力大不如前了，如今在書桌前坐一兩個小時，就會感到疲憊。因為經(jīng)年累月的用眼過度，他在十年前做了視網(wǎng)膜手術，“現(xiàn)在只有一只半眼睛的視力”。
一年365天，他每天上午8點半準時坐在辦公室，大年三十也是如此。為了保持頭腦的清醒和專注，他幾十年里養(yǎng)成了午前不怎么吃東西的習慣。白天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午休時擺盤圍棋，自己和自己對奕。
學術之外，一切從簡。他和夫人、同在復旦的中文系教授戴燕先生兩餐大多在學校食堂解決。除了書，家徒四壁?！翱赡芪覀冞@樣生活也是有點走極端。但我覺得，也許年輕一代缺少我們這一代的堅毅和專注?！?/p>
“這是一個追求‘小確幸’的年代，可是他們過得也不幸福?！彼櫰鹆嗣碱^。
一代人的輕與重
1978年初，在貴州的一個縣城，馬上就要28歲的葛兆光收到了一封印著“北京大學”四個大字的錄取通知書。
10歲時，葛兆光跟著父母從北京下放到貴州山區(qū)，1968年初中畢業(yè)后下放到苗寨當知青，種過地，賣過柴，鉆過貓洞挖過煤。小煤窯里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如果冒頂，可能就再也爬不出來。
在失學、挨餓、從事體力勞動的青少年時期，他一直保持著讀書、做筆記的習慣，記不得從哪里搜羅了一堆內(nèi)部出版物——有《多雪的冬天》、《白輪船》、《你到底要什么》等蘇聯(lián)解凍時期的小說，內(nèi)部出版的歐洲國別史，各種冷戰(zhàn)時代題材的政治讀物，還有《宋明學案》、《明儒學案》等古書。
從初中到知青時代，他寫過小說、劇本、散文。1978年到北大，他從頭開始接受學術訓練。學問上沒有明確的“宗主”，但他回頭看，感激這一段古典文獻專業(yè)訓練的歲月，不再受文、史、哲學科限制，從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和校勘入手，打下了做學問的底子。
讀大三時，葛兆光在《北京大學學報》發(fā)表了第一篇學術文章，是“文革”以后第一個在學報上發(fā)表文章的本科學生。
1980年代，葛兆光被分配到揚州師范學院教書。期間，被“借”到復旦大學給研究生和青年教師開課。當時，龐樸和朱維錚正在編《中國文化史叢書》。在他們的鼓勵下，葛兆光寫出了80年代風靡一時的學術著作——《禪宗和中國文化》，印量高達10萬冊，并受到日本、韓國學界的關注。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本專門探討禪宗的著作。葛兆光對自己這部早年的成名作并不滿意，認為學術上不成熟，過多受到“時代情緒、政治背景的影響”。
從1980年代對宗教和中國文化的研究，到1990年代對中國思想史的關注，再到2006年到復旦大學受命組建文史研究院、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的課題研究，以及用十年時間完成從歷史來認識東亞與中國的系列著作，葛兆光每涉足一個研究課題，背后都有著對某種現(xiàn)實問題的關切。
當然，作為一個學院的學者，他也對當下學術界某些傾向感到失望：在專業(yè)和細分的學術體制里，很多學者滿足于專業(yè)領域，只關注自己的小世界、小日子。
“可能我們這一批人真是過時了。但是，從人文學術角度講，假定你不關心身外事，沒有大理想，沒有一種犧牲的精神，沒有一種堅韌的毅力，我不覺得你能做出真正有價值、有大影響力的研究?！?/p>
陰晴不定的日子
1980年代過來的一些學者有兩支筆：一支寫嚴肅的、規(guī)范的學術論文，一支寫充滿感情的隨筆評論。專業(yè)學術文章里容不下的“心中塊壘”，都寫進了隨筆和雜文里。
從1990年代起，葛兆光陸陸續(xù)續(xù)在思想刊物上寫有關學術史的人物思想學術隨筆，后來收進《余音》一書。這正是后來被李澤厚批評為“思想家淡出，學術家凸顯”的年代。
“其實，90年代興起的學術史熱還是在延續(xù)80年代的關懷。我們當時對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討論，很少有人真正去關注他們的學術，大家都是奔著陳寅恪的那一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p>
1990年，他和一批中青年學者在北京有一個小小的討論組，大家坐在一起探討學術和思想。與會者如今都是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一批人。到90年代后期，昔日友人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有了不同的價值立場。
“過去的友誼還在，大家見面也依然會神聊，不過，都會心知肚明地避開那些分歧已經(jīng)很大的話題?！备鹫坠饣貞洝：秃蜌鈿庵?，彼此之間有一種莫名的尷尬。
是改弦更張，還是延續(xù)80年代的關切，自嘲“保守”、“不愛改換時裝”的葛兆光選擇了后一條路。1999年，在他追憶王國維的歷史隨筆《陰晴不定的日子》里，結(jié)尾處是一個穿著夏布長衫的中年人站在景山，留下了孤寂而惆悵的身影。
早已過了“耳順”之年，葛兆光依舊會“忍不住”，忍不住走出象牙塔去“冒個泡”。
近年來，他對國內(nèi)思想學術界的政治儒學新動向作了全面和有力的批駁。這些文章立論嚴謹，論據(jù)嚴密，展露著作者在史學和文獻學上的功力，字里行間充溢著一股忍不住要拍案而起的張力，火藥味十足。
回顧寫作的前前后后，葛兆光說自己胸中缺少余英時先生“那一種悠長和從容的氣度”，“沒有辦法，嫉惡如仇的情感忍不住就會冒出來，會有一種極端的潔癖。這些和我們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有關。”
但是，當他坐在書桌前，他也會覺得安心。2017年，他出版了《歷史中國的內(nèi)外》，這是他以“中國”為主題的最后一本著作。下面，他準備把給大學生上課時講的藝術文化史講義整理出來。
窗外的吵嚷喧嘩，依然擾動他的心。他感到憂心忡忡，時有無力之感。
坐在書齋里，談起那些個“江湖郎中”，他的聲調(diào)又急促起來——“我覺得他們是在羞辱我們做歷史的人。”
不能逾越學術底線
人物周刊：為什么會想寫《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
葛兆光：寫那篇文章是很偶然的。2017年3月，哈佛大學開了一個會議，由王德威教授主持。當時，他想組織一個不同聲音的對話。他認為我是能比較從學術角度來談問題，所以希望我能去講一講。
我的專業(yè)是古代思想史研究，本來是不太關注當代的東西。但當時剛好看了一些東西，就答應了。你看，我那篇文章很多是從歷史角度來談的，因為他們在現(xiàn)實中走得有點太遠了，所以我忍不住想去講一下。
我擔心的是，一些看起來是歷史和傳統(tǒng)的東西，被人直接引申到現(xiàn)實社會當中，然后比附和發(fā)揮，會導致一些很壞的結(jié)果。所以，我忍不住想去談一談。
人物周刊：當時感覺是看不下去了？
葛兆光：因為他們越過了底線：第一，如果是不恰當歪曲歷史，把它們勉強地用到現(xiàn)實里，這是不能逾越的學術底線；第二個，你這里頭是有一種理想主義情懷呢，還是有一種非?，F(xiàn)實的、想謀利的現(xiàn)實動機？這也是一種知識分子的限度；第三，你在談現(xiàn)實的時候，你是真在考慮改變現(xiàn)實，還是想以此換取某種利益？這也是一種做人的底線。
我經(jīng)常說，談論過去的歷史學家是一個診斷病源的醫(yī)生，他不是開刀動手術的醫(yī)生。但是，如果說你在診斷病源時，就去誤導那些做手術的人，出些個餿主意，那就會禍害整個社會。所以，我們不得不守住這個邊界。我們偶爾伸頭一看，覺得這些江湖郎中是做過了頭了。這些人既不符合學術倫理，也不符合知識分子應該有的精神和責任。坦率地說，他們是在羞辱我們這些做歷史的人。
人物周刊：“從周邊看中國”這個研究方向，和您的《宅茲中國》、《何以中國》、《歷史中國的內(nèi)外》之間，是怎樣一個關系？
葛兆光：這是兩個不同但又有聯(lián)系的系列?！皬闹苓吙粗袊笔且粋€研究系列，主要討論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認知；《宅茲中國》、《何以中國》、《內(nèi)外中國》是另外一個系列，主要討論中國何以為中國，中國從傳統(tǒng)帝國到現(xiàn)代國家如何轉(zhuǎn)型，是不是已經(jīng)轉(zhuǎn)型，以及它和國際秩序之間沖突的歷史原因是什么。
歷史上，東亞區(qū)域的幾個國家，一方面看起來聯(lián)系非常緊密，被認為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共享一個傳統(tǒng)，所以過去有人說是“儒家文化圈”或者說是“漢字文化圈”。但另外一方面，彼此之間的隔閡，彼此之間的差異，從14世紀尤其是17世紀之后，其實是很深的。這就要問，為什么我們和他們過去是一個文化圈，現(xiàn)在變得彼此不相容？這涉及到很多問題，包括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政治制度的，歷史的。要打破我們過去的一種想象——認為我們是東亞文化的哺育者，整個東亞是我們養(yǎng)大的，這種“天朝中心主義”觀念是要打破的。
“我們?nèi)匀辉凇逅摹难娱L線上”
人物周刊：作為思想史的研究學者，您會怎么評價“五四”？
葛兆光：我覺得我們還在“五四”的延長線上。“五四”是有啟蒙意義的，它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中國是非常需要的。“五四”的問題，我們在前進過程中可以去改善、去超越，但是啟蒙是必須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承蒙“五四”的精神走過來的。我們心目中認為，對于“五四”，我們應當繼承的，一方面是胡適，一方面是魯迅。把這兩位先生倡導的思想精神結(jié)合起來，就是我認為比較正確的道路?？赡苡行┤苏J為，我們這一代人太保守。但我始終想說一句話，價值、觀念不是翻烙餅，不是時裝，不是越新越好，在一段時期里需要一定的延續(xù)性。
人物周刊：一說到“五四”干將的思想文化主張，像胡適，他最為人詬病的是他提出了“全盤西化”的說法。您怎么看？
葛兆光：我們在分析胡適的時候，常常是沒有考慮到他說話的受眾，沒有看到胡適有他的焦慮、他的目的和問題意識在里頭。
我的老朋友周質(zhì)平是編英文版《胡適文集》的。他注意到，胡適寫的英文文章和中文文章是有差別的。在英文文章里，他總是把中國說得特別好，在中文文章里總是談中國不好。這是為什么？顯然，他對中國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理——我們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我們要改變。胡適對中國文化是有許多的批評，很多人就諷刺他總是一講中國，就是講蓄辮、抽鴉片、納妾。但你看他的英文文章，他面對美國人的講話里，他的民族認同感、愛國精神是很深的。所以，你要看他發(fā)言是希望達到什么目的，而且，他很快把“全盤西化”修正成為“充分現(xiàn)代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你要考慮，他個人是怎么樣的。你看他對中國文化、中國傳統(tǒng)的研究，你可以看出他的舊學根基很深，絕非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的人。
我一直認為：胡適值得我們尊敬。我看胡適最可貴的，是他一輩子堅持一個清楚的、現(xiàn)代的價值觀念，而且是身體力行地落實在個人的行為上。你看，蔣介石日記公布之后，里頭能讀到胡適批評他、他恨胡適恨得牙癢的內(nèi)容，甚至說受到胡適的“羞辱”。
走得急和走得緩的區(qū)別
人物周刊：這幾年類似大陸新儒家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泛起。在您的《余音》里，您也追溯了晚清至民國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一批學人，您怎么評價他們的文化立場？
葛兆光：從晚清到民國這個時期，王國維、陳寅恪、吳宓這些人在學術上是主流，影響是非常大的。如今有個時髦詞叫“離散”，他們同樣有“離散”的感覺，因為他們感覺中國文化沒有根了。那么，這些人是不是就是所說的“文化保守主義”呢？我也不完全這么看。
其實，自晚清以來，中國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在向現(xiàn)代轉(zhuǎn)化，只不過是轉(zhuǎn)得快和轉(zhuǎn)得慢、走得急和走得緩的區(qū)別。你看陳寅恪，他對西方非常了解，他在國外待了18年，他怎么會不了解？他很早就讀過《資本論》，在德國、美國、日本都學習過。而且，他的學術是極其講究預流的。但他也習慣于原來的文化圈，士大夫的情結(jié)在那里。王國維是對清朝，當然也是有情結(jié)的，而吳宓是對中國文化命脈有情結(jié)。所以，他們對走得比較急的趨向有意見甚至反感。
但是，難道他們對西方一點都不懂么？當然不是。他們和其他一些人之間的區(qū)別在于：走得急和走得慢，覺得需要留下良種和認為要先把惡根拔掉。
“我特別反對兩只腳都跨出專業(yè)去”
人物周刊：您常常會說“形勢比人強”。怎么理解這句話？
葛兆光：的確是“形勢比人強”，這是一句俗話，無非是說不要把個人的能力看得太高，個人改變世界是不可能的，個人在國家、歷史里面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覺得如果太強調(diào)個人力量的話，有時候會導致我們對整個國家狀況的誤解誤判。它跟我這種略帶一點悲觀主義色彩的人的心情大概也是吻合的。
人物周刊：您在《余音》里回顧了從晚清到民國那一代群星燦爛的學術群體。但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個政權(quán)頻繁更替、極其動蕩的環(huán)境里面，是什么造就了他們呢？
葛兆光：我們就事論事，從晚清民國這一段時間，從1890年－1949以前這一段，確實是一個學術上的“黃金時代”，它是有很大的優(yōu)勢：第一，它處在整個學術轉(zhuǎn)型的時期。也許在一個穩(wěn)定的傳統(tǒng)社會里面，你并不能做出非常出色的事。但在劇烈轉(zhuǎn)型的時候，你就像弄潮兒一下子就處在潮流的前面，成了最引領學術風氣的人；第二，那個時代因為觀念轉(zhuǎn)型，再加上有很多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兩者一化學反應，整個學術面貌馬上就改變了；第三，正因為政權(quán)更替、社會動蕩、歷史變化，給了學人們提供反省、思考的背景和動力。所以，就像悲哀出詩人一樣，學者生在亂世不一定完全是壞事。
有時候，錢多了是個壞事，錢多了，大家都在費心思怎么交代這個錢的去處，然后就開一些無聊的會，組織出一些無聊的書，你反而不能定下心來想問題。
人物周刊：您對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定位？
葛兆光：我給自己的定位還是一個偏向?qū)I(yè)的學者，因為我是一個做歷史研究，尤其是做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學者。做專業(yè)的時候，我會覺得心里面很平靜。但是，我們這一代始終兩只腳，一只腳在專業(yè)學術里面，另一只腳有時候又要跨出專業(yè)去談一些問題。
我要說明，我特別反對兩只腳都跨出專業(yè)去的所謂“公共知道分子”，什么問題都能說，那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