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漢魏古詩是不可忽視的珍品，其價值不遜于如今最負盛名的唐詩。
從氣象上說，漢魏古詩顯得渾灝，質(zhì)地堅硬。《古詩十九首》是漢代詩歌的一座高峰，古人譽為“一字千金”，我們來看其中的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p>
這種詩自然是極好的，里面涉及到的人生大問題（或者說是大難題），到現(xiàn)在還可以讓人興慨。
有人說，漢魏古詩氣象恢弘，相比之下，唐宋詩就顯得弱了。這種意見比較普遍，與一些學者論文極推秦漢、卑視唐宋的觀點，是同一調(diào)子。這符合中國人貴遠賤近的心理，然而說到底多是刻板的耳食之論。
唐宋詩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它不僅繼承發(fā)展了漢魏古詩，更是多出了一種近體詩。
杜甫的了不起之處，就在于他能夠繼往開來。在他那個時代，社會的風氣是：詩家重視古體、輕視近體；重視五言，輕視七言。然而杜甫并不如此，他不僅把五言古詩寫得登峰造極，又以同樣的才力去寫近體詩，七律就是在他的手中有了不一樣的分量。
在杜甫之后，尤其是到了宋代，詩人們發(fā)現(xiàn)，無論是寫古體還是近體，都能從杜詩那里找到作法上的借鑒。于是，杜甫的集大成者面目，逐漸明晰了起來。
近體詩是中國人一個極其偉大的創(chuàng)造，其嚴密的格律要求，目的是最大限度展現(xiàn)漢語之美。也即是說，格律是用來幫助人的，而不是束縛。今人不察，誤以為格律有礙表達，遂鼓吹聲韻改革，這恰好說明了詩學的式微。
唐人孟浩然有《與諸子登峴山》一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這是一首五律，內(nèi)容跟上引“去者日以疏”一詩有某種相近之處。從氣象上說，孟詩何嘗遜色于這首漢代詩歌？
所以說，認為近體詩格律導致氣息卑弱的說法，難以成立。一個人寫的詩弱，是因為其功力不到家，不關(guān)格律的事。
事實上，無論漢魏，還是齊梁、唐宋，抑或是清代，都是留有文學令名的時代，其間英才無數(shù)，未可遽爾輕易之。用宏大敘事的眼光去進退歷代詩歌，沒有什么價值。
如果真正寫起詩來，我們更會發(fā)現(xiàn)，那些古代的二三流詩人，實際上都相當了不起——不信，你在歷史上留個詩名看看？
人生如寄，時光寶貴。如果只是就閱讀偏好而言，漢魏古詩也好，唐宋詩也罷，人各依其性去涵泳，都沒有什么問題。不過，如果是入手學寫古典詩歌，就要另當別論了。
一些朋友學詩，步法漢魏，不練近體。這種門徑，往好聽說是走高古之路，而實際上是劍走偏鋒。
漢魏古詩的渾灝之氣，乃從質(zhì)直中來，所失也在質(zhì)直，其開示的法度，不免少了一些。在數(shù)量龐大的唐宋詩中，盡管不乏纖弱之作，但它也產(chǎn)生了沉郁的杜詩、深婉的李商隱詩、峭拔的江西詩派，可謂方面廣大，法度自然也多元了起來。
在《宋元學案》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宋儒邵雍臨終的時候，程頤來探訪，問邵雍：“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 ”邵雍聞言，舉起了兩只手。程頤追問：“何謂也？”邵雍說：“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邵雍此語，極耐尋味。譬諸學詩，從唐宋詩入手，是在走一條寬廣的路。路徑廣了，就能給人更多的變化空間。宋代以后的成名詩家，多是宗法唐宋、兼采漢魏。以前曾談過，章太炎論詩鄙棄近體，然而章門弟子黃侃、魯迅卻以近體詩鳴，這個現(xiàn)象可以成為邵雍之言的一個注腳。
從寬大處走入?；蛟S，不只是學詩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