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的杜阿牽著九歲的梅耶來到鏡頭前。猶太姑娘梅耶說她喜歡阿拉伯姑娘杜阿，因為她非常善良，在活動中非常熱心地幫助她。杜阿笑著說，她也非常喜歡梅耶，希望還能在這里見到她?！隽瞬┪镳^呢？你不找梅耶玩嗎？’我問?！唬虐⒑敛华q豫地回答，‘我是阿拉伯人，她是猶太人。’”
《中東死生門》中夾著幾十張黑白底色的照片，“杜阿和梅耶”是讓周軼君念念不忘的一張：她們有同樣清澈的眼睛，掩抑不住調(diào)皮和好奇。兩個小姑娘在以色列圣經(jīng)博物館的活動中相識。活動中的填字游戲由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組成，也就是說，孩子們必須找異族朋友幫忙。周軼君老想知道，她們現(xiàn)在是怎么樣，即使已經(jīng)猜到活動結(jié)束后她們可能再也不會來往。
周軼君糾正我，這本書的題目不是“生死門”而是“死生門”。她記得詩經(jīng)里面就是這樣的，死生契闊。她不解于為什么古人只是念死生，不是生死：“不知道是因為在音域上有詩意，還是要用這個倒錯制造曲折有回味的感覺——生死是一根直線，死生則不然?！?/p>
《中東死生門》里的故事簡短卻撼動人心。“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驗到比自己更大的東西，”比利·林恩從戰(zhàn)場歸來的感受大抵同樣適用于2004年的周軼君。第一次外派就去往加沙的她，在兩年的絕望和煎熬中，“沉下去，看見更多”：被裝扮成哈馬斯戰(zhàn)士的小女孩，眼中不是憤怒或是恐懼，而是輕鎖眉頭，望向遙遠的地方，將人從當下的時空中分割出去；盡管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不過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圣經(jīng)博物館的負責人亞胡達仍然不離不棄；阿拉法特在收到中國的紫砂壺茶具后說，“我也很想送你們禮物，但我現(xiàn)在實在拿不出什么像樣的東西了”……從傳說中離上帝最近的地方歸來，周軼君仍然在翻看昔日照片時無法坦然面對他們的眼神，仍然對那些人牽腸掛肚。? ? ?
《走出中東》則聚焦于艱難曲折的變革。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看著一場又一場的變革，最強烈的沖擊源于個體的變化。她記得從前在埃及留學時，人們是“有點彎著腰的”。十幾年過去，她開始被人群散發(fā)出來的“光彩”所打動：“當一個人開始去尋找答案時，他就會變得不一樣。”周軼君記下的，有他們處于歷史轉(zhuǎn)折點的訴求與際遇，也有他們面對變革的曲折與失意。
寫作兩本書中間的十年，周軼君看到更廣闊的國際格局，等到再次觀察個體時，與過去直接看到他們差距甚大。她愈加希望把所見置于現(xiàn)實和歷史的坐標中：在她眼中，中東不再是一個與故土相隔萬里的異域；中東和中國都曾遭受異族的入侵，都需要去回應(yīng)，如何看待一個強勢的西方，如何看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周軼君完稿時，女兒剛剛出生。她常常在新生兒的面孔上，“窺見人類成長的歷史。”當女兒凝視第一次出現(xiàn)的事物，比如天花板上一臺旋轉(zhuǎn)的吊扇，臉上交替閃過驚訝、茫然、欣喜、慌張——“仿如今天的我們，仰望變革忽至，大象騰飛，未來的世界會是什么模樣？”無論是死生還是變革，置于任何時空皆通的、人的故事，才能讓她的敘說迷人。
漂流瓶
人物周刊：有沒有想拍一個東西，但很難按下快門的時候？?
：有。在我面前死掉的一個小孩。事后大概一年，我?guī)б粋€攝影師去他們家。他們家人好意拿了他的一幅肖像，放在他媽媽的背后給我們拍照。他媽媽一開始挺平靜，但一看到像就哭了。其實從照片的結(jié)構(gòu)上來講，背后是兒子的肖像，前面是媽媽在哭泣，是挺好的畫面。但是像在故意刺激人家，那就不能拍。還有很多時候不拍是因為掏出相機來，跟對方的關(guān)系就改變了。我現(xiàn)在出去采訪，就是跟人家聊。一旦拿出相機或者別的東西，采訪的狀態(tài)就不對了。
拍紀錄片跟寫文字的邏輯完全不一樣，它們會在我腦子里打架，我一定不能同時做。從傳播的角度來說，大家現(xiàn)在喜歡看圖像。但我最后選擇了文字，因為它簡單，適合自己。
人物周刊：有的記者可能更習慣和采訪對象保持一些距離，你為什么想再回去找他們？
：《走出中東》初稿寫完后，我本來先交給了出版社，但是后來忽然發(fā)現(xiàn)自己的觀察還是太膚淺了。而且那時整個中東局勢更亂了。大家更關(guān)心的是今后該怎么辦，而不僅僅是我當時看到的那種人們非常純潔非常有光彩的樣子，所以我說干脆停了，自己重新去寫。后來我接觸到一些寫非虛構(gòu)文學的作者，比如何偉。他告訴我他寫一個人物，一定是要反復采訪的。這甚至不是一個技巧，而是一個必須。而且我當時辭職了，有大段的時間，就自己去找那些故事。無論是對這件事情本身、對人物的認知，還是寫作，我的收獲都比以前大很多，所以會想反復采訪。
人物周刊：有沒有個人情感方面的原因？
：當然也有。我從伊朗回來后意識到和他們保持聯(lián)系特別重要，能夠跟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說兩句話，就會覺得非常的開心，是大家都挺掏心窩子那種感覺。他們把我當作漂流瓶，什么秘密都跟我講，然后我再把這些故事給帶出去。我們當然不可能保持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我有我的生活，他們有他們的生活。但是偶爾會覺得，他們跟我一起存在于這個空間里，我有時候?qū)λ麄儊碚f很重要。
激戰(zhàn)過后，巴勒斯坦人房屋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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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阿梅耶
巴勒斯坦女孩，因戰(zhàn)爭受到心理刺激
走出中東
人物周刊：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用了“到達丹麥”這樣一個比喻。丹麥不是特指丹麥這個國家，而是指一種美好如童話的狀態(tài)。具體到政治上，是一個國家有法治、民主、高效和廉潔的政府。中東也許是當今世界距離丹麥最遠的地方？如果可能，中東國家會以怎樣的路徑到達丹麥？
：有時候國家沒有選擇，歷史和地理決定了它只能走到哪一步。全世界最幸運的兩個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瑞士。它們沒有歷史包袱，從來沒有產(chǎn)生過封建王權(quán)，它自誕生起就可以自己管自己。美國是因為它的歷史；瑞士是因為山太多了，沒法形成大一統(tǒng)的集權(quán)國家。每個國家的路徑還是會從它的歷史當中來，可能沒有選擇。埃及在1798年被拿破侖入侵，與西方有了第一次交流，改革了軍隊、語言和服飾。有了議會的帽子，它已經(jīng)走到共和的道路上。而沙特一直處于王權(quán)統(tǒng)治下，并且依靠本國的資源生存，現(xiàn)在的這個國王不可能想改就改，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只能是集權(quán)。
很多人回顧中東革命的失敗，認為國家建設(shè)首先沒搞好。它們的經(jīng)濟沒能支撐它們做大的改變。何偉寫的是另外一個維度，他覺得是社會關(guān)系沒調(diào)整好，家庭中婦女的地位還是很低，舊社會的生產(chǎn)力沒有釋放出來，最終還是講到經(jīng)濟。在我看來，國家建設(shè)一定是最早要走的一步，但法治和民主的實現(xiàn)可能是并行的。
人物周刊：在思考變革時，中東人的思維方式有沒有給你一些啟發(fā)？
：他們宗教的那一塊離我們比較遠，我們不太能理解。但從歷史上來看，他們過去對于王權(quán)的臣服是跟我們差不多的，對于權(quán)力等級的劃分非常鮮明，家庭里面父權(quán)、夫權(quán)和兄權(quán)都體現(xiàn)得很明顯。
伊斯蘭教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非常開放的時期，甚至可以討論古蘭經(jīng)是不是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是這樣的政權(quán)最后往往變成驕奢淫逸的，社會上的風氣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叫“沒有底線”。這種局面也造成了民眾的不滿，貪腐情況嚴重，精英慢慢脫離大眾，這時社會中的另一股思潮就出現(xiàn)了——原教旨主義這種要回歸最純潔精神的力量就會長出來，去對抗之前的社會。而民眾未必一定全部贊同，但贊同它反腐、反對社會上的不公平不公義，從而把希望寄托在極端思潮上。伊朗的巴列維王朝，最后變得非常親美、世俗，但其實在國內(nèi)引起了很大不滿，農(nóng)民土改等等各方面都沒有做好。之后霍梅尼回來了，他是一個極端的人。城市婦女主動穿黑紗支持變革，是認為霍梅尼會帶來一種改變，但沒想到又擺到另外一個極端。所以它們一直是在兩個極端的思維當中擺。
我自己有一個非常膚淺的認知，我覺得今天的以色列還挺有意思的，國家出錢養(yǎng)一些宗教人士。你可以看到戴黑帽穿黑衣服的人成天在街上走，他們的工作就是抄抄經(jīng)書。他們的工作其實對生產(chǎn)力沒什么貢獻，但是國家養(yǎng)著他們，他們代表了純潔的信仰。另一方面，社會是開放的。如果能夠把這樣一個比例給調(diào)配好，我覺得還是不錯的，是吧？
人物周刊：中東和中國普通人的世界相隔甚遠，你認為他們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是怎樣的？比如你在書中提到他們都面臨著“如何看待一個強勢的西方”“如何看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等問題。
：長期以來我們的敘述是二元的。看東和西，東被認為是我們自己，西就是西方，就是美國和歐洲。但實際上，我們東方（中國）對東方（中東）的敘述比較少，感覺中東不在我們看的范圍之內(nèi)。因為工作的緣故，我看到了這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比如我們都面臨著怎么回應(yīng)西方的問題。書里提到，康有為那時把中國和奧斯曼帝國比。我讀歷史的過程中會發(fā)現(xiàn)我們遇到的問題很多時候是一樣的。回答這些問題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樣的，而且是跟歷史有關(guān)，有什么就拿什么來回應(yīng)。我們有文化拿文化回應(yīng)，它有宗教拿宗教去回應(yīng)。
我只是很膚淺地說好像是相似，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了解也會發(fā)現(xiàn)不一樣的地方。中國的文明還是跟外面的交流比較少。雖然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之間不斷征戰(zhàn)，但還是非常近，是一個根子里長出來的。其實中東這些文明流通和碰撞很多，所以它們一直有“他者”的概念。它們對“他者”的感知是敏感的、是強烈的。一直知道有個“他者”，喜不喜歡它，跟不跟它打仗是另外一回事，但它們知道它的存在。但對于中國來說，這個“他者”可能非常遠。我們文明的內(nèi)循環(huán)很充分，對于“他者”是俯視的感覺。
利比亞“非穆斯林公墓”中的中國人墓
從自己的困惑出發(fā)
人物周刊：中東盡是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tài)（沒有法律的規(guī)誡、人人相互為敵的戰(zhàn)爭狀態(tài)）嗎？書中有這樣一個片段：一個失去了兒子的家庭，為成為人體炸彈的女兒感到光榮。
：這本書為什么要重印，因為它其實概括了人類所有的沖突。本來我們都是人，不應(yīng)該相互殺戮。但是只要用族群、膚色、信仰、邊界、敵我……用各種東西去區(qū)分我們的時候，那么對方就不再認為他是我的同類了，就可以殺戮。我后來想，什么是最好的時候？就是有選擇的時候。當我發(fā)現(xiàn)我對我的鄰居，我的朋友，一個我不認識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他者”而沒有選擇的時候，我只能恨他、只能殺他，這一定是非常糟糕的時候。當我可以選擇，哪怕他跟我不一樣，我可以討厭他、可以喜歡他、可以擁抱他的時候，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候。
人物周刊：你對人性有多大的信心？
：我對人性沒有全部探知，所以很難說有多大的信心。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人們的情緒非常容易被調(diào)動起來、非常容易被轉(zhuǎn)向扭曲的地方。這種外部力量非常強大。
今天社交媒體上傳播的東西一定是以調(diào)動情緒為主的，它是情緒的傳播。你覺得《黑鏡》對人性是怎么看的？有一集講，你們不是恨誰么，那我們做一個名單，這些就是我們今天要殺死的人。最開始以為它只是網(wǎng)絡(luò)攻擊而已，但最后用小蜜蜂攻擊真的會把那個人殺死。那個人（用小蜜蜂殺人的人）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相信人們不負責任的恨是很容易的，人們喜歡這個東西。但是他設(shè)計的整場殺戮非常殘忍，到最后他釋放出殺人機器，是把那些說恨別人的人全殺死了。這是一個虛構(gòu)的故事，就是他去懲罰他們。人性的弱點是非常強烈的，所有成功的商業(yè)也是建立在人性的弱點之上。
人物周刊：“一個有熱情的記者寫文章的時候潛意識也必然想要改變現(xiàn)實?！闭f的是你嗎？
：年輕的時候一定想改天換地，但是我慢慢發(fā)現(xiàn)自己能做的非常少，反而就會相信個人的力量。好多事情不用說，不用有特別大的使命感，反而是自己能做多少做多少就很好。比如我最初說的那張照片，以色列圣經(jīng)博物館通過點點滴滴的事情去做一些改變，我覺得已經(jīng)挺好了。沒有必要想那么多，而且人有時候是從自己的困惑出發(fā)的。
我現(xiàn)在比較關(guān)心的事，往大了說還是關(guān)于東西文明是怎么交融的。比如香港和澳門就是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融。而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在中東伊斯蘭文明和歐洲的邊界，是一個存活了800年的政權(quán)，它跟歐洲人也沒有什么沖突。我會發(fā)現(xiàn)其實一些文明的邊緣不必然是沖突的，就挺好玩的。我也沒有了解那么多，但是因為我內(nèi)心有困惑，我就會開始去找這個東西，能找到多少就是多少。
周軼君
資深戰(zhàn)地記者，長期從事中東及國際熱點地區(qū)報道，曾任鳳凰衛(wèi)視時事觀察員。著有《走出中東：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中東死生門：巴以行走觀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