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 | 我聽到涅瓦河的發(fā)音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特約撰稿 李宗陶 日期: 2018-01-03

從20年代開始,蘇聯(lián) 《青年近衛(wèi)軍》 雜志的編輯就有困惑:為什么這么多女學生和女工人寫信來,表達對阿赫瑪托娃的詩歌“感到親切”,而她根本不是共產黨員!連最政治正確的官員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在三四十年代,當他們從一些被劃為“人民公敵”的知識分子家里查抄出上千本書時,總是偷偷把阿赫瑪托娃和古米廖夫的詩集占為己有

彼得大帝在芬蘭灣這片三角洲上建造圣彼得堡時,心中想的是老歐洲。如他所愿,44座島上林立著一部歐洲建筑史,而它的93條水路,滋養(yǎng)著一部俄羅斯文學史。

拉斯柯尼科夫順著運河的堤岸走,走到橋邊,站住了,突然轉彎上了橋,往干草市場走去。他貪婪地左顧右盼,凝神端詳每一樣東西,可無論看什么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一切都從他眼前一晃而過?!霸龠^一個星期,再過一個月,就要把我關在囚車里,從這座橋上經過,被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到那時候我會怎樣看這條運河呢?——要是能記住它就好了?!?/p>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第四章。寫的是格里博耶多夫運河,筆直流過老城區(qū)。河水墨青,河上21座橋,站在最別致的幾處,隨手一拍都是明信片。干草市場是從前貧民交易干草、木柴、牛馬的地方,現(xiàn)在叫干草廣場(Sennaya Ploshchad),設有地鐵站,三條線路在此交匯。2017年4月3日下午,一列藍色地鐵從干草廣場站開往技術學院站,一節(jié)車廂爆炸,14死,五十多傷。警察很快逮捕了十個小伙子,他們涉嫌參加了國際恐怖組織。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干草廣場附近的幾棟公寓里住過。這一帶曾是他的,也是普希金、果戈理的地盤。那些橋與河,自然而然帶進《青銅騎士》、《套中人》、《窮人》、《白夜》里。

在安娜·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里,“涅瓦河煙霧茫茫,太陽黯淡”。

涅瓦河寬度似江,城中運河也比威尼斯的大一號,橋因此寬些,子夜還有開橋表演。路過碼頭望見:凌晨1點上船,河上繞行1小時40分鐘,看三一主教橋、鑄造廠橋、布爾什奧克丁斯基橋打開通船,900盧布?!耙话賶K!”攬生意的小伙子沖中國人豎起一根食指。

安娜·阿赫瑪托娃故居鑄造廠大街53號(Литейный просп. 53)就在河邊,河名有好些叫法:Фонтанка(豐坦卡河),fountain(噴泉河),中國人叫它放蕩河。

這本是尼古拉·普寧和安娜·阿連斯的家。阿連斯是海軍上將的女兒,嫁給了藝術評論家、冬宮策展人普寧。1913-1938年,普寧策劃了許多展覽,其中最重要的是1932年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十五年間蘇聯(lián)藝術家展”,涵蓋了1917-1932年間的俄羅斯先鋒藝術家,像菲洛諾夫、塔特林、波波娃、羅欽科等等,還有獨占一個展廳的馬列維奇。馬列維奇1915年創(chuàng)作的《黑色方塊》、《動態(tài)的至上主義》,歷經百年,先鋒依舊。

在一個過道的角落里,有一個圓桶形木箱,箱子一端是阿赫瑪托娃與第一任丈夫尼古拉?古米廖夫和兒子列夫?古米廖夫的合影,挨著幾張殘缺的地圖。

2017年2月,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在倫敦再現(xiàn)了這場藝術展,向百年前的一場革命,也向因“謀劃反蘇”罪名被捕、最后死在沃爾庫塔勞改營的普寧致敬。普寧的作為,部分因檔案遲遲解秘不為人知,部分為情人阿赫瑪托娃的光芒所掩。

1925 年 11 月,阿赫瑪托娃搬進鑄造廠大街53號。普寧、兩個安娜和她們的孩子組成一個家庭,新來的安娜為她的房間付租金。阿赫瑪托娃不是第一次過三邊生活。1922年夏天,她住在先鋒藝術家、音樂家阿圖爾·盧里耶家里,與另一個女人共享一個情人。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她與她的男主角總是分頭各有別人。

阿赫瑪托娃與普寧的戀情發(fā)生在1922年9月。1914年他們就相識,有信件表明,在這段關系里,主動的是女方。搬進來之前,她與普寧簽訂了一份婚約,附帶“我同意尼·尼·普寧同別的女人生孩子”的條款。

俄國女子在愛情降臨時是相當果敢的,而男性通?!脦滋烨霸诿魉箍税菰L的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話——只負責浪漫和感覺的部分。剩下的部分,在阿赫瑪托娃這里,變成了詩。

怎樣形容阿赫瑪托娃年輕時的以情愛為氧氣都不過分。愛的驚慌、甜蜜、嫉妒、憂傷、爭吵和懊悔都是她的主題。

普寧戲稱她為“皇村級別的詩人”——從1歲到16歲,阿赫瑪托娃生活在皇村,那也是普希金出生和成長之地。大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與她互相傾慕,亦含蓄指出:“她寫詩似乎是站在一個男人面前,而詩人,應該站在上帝面前?!?/p>

穿過花園小徑,走近這棟建于18世紀的Fountain Dom,一路新綠。路邊一架蒙著塑料紙的鋼琴,旁邊立塊牌子,上面有故居紀念館的縮寫,牌子上寫:這臺鋼琴非常老了,你可以坐在這里彈奏,但不要損壞它。

從進門處的大衣、小包、旅行箱、穿衣鏡、油燈、雨傘和鑰匙串開始,昔日重現(xiàn)。

她有著驚人的美貌。身長5英尺11英寸,烏黑的秀發(fā),白皙的皮膚,雪豹似的淺灰藍色的眼眸,身材苗條,體態(tài)令人難以置信地柔軟輕盈。在阿米迪奧·莫迪里阿尼(1884-1920)開創(chuàng)先例的半個世紀里,無數(shù)藝術家為她作素描、彩繪、鑄像、雕塑、攝影。至于獻給她的詩歌,合起來比她自己的全部作品為數(shù)更多。

這是約瑟夫·布羅茨基眼中的阿赫瑪托娃。5英尺11英寸,整整1米8,大衣夠長。可是,在她二十多歲住過的鄉(xiāng)下,比如斯列普涅沃的夫家莊園,鄰居們覺得她像嚴肅的見習修女,四肢骨瘦如柴,一雙大眼睛毫無笑意,一點也不漂亮。婆家人覺得她的長相外國味太濃,老仆人稱她為法國女人,當?shù)卮彘L認為她是埃及人,而阿赫瑪托娃自己說,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阿赫瑪托娃入住三年后,惟一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也搬來住。男孩正上中學。那張流傳很廣的三人合照原來那么小那么舊,躲在角落里,旁邊是蝕了邊角的舊地圖——尼古拉·古米廖夫一生不羈愛云游。

14歲,在皇村,她第一次見到“灰眼睛男孩”古米廖夫,“又高又瘦,臉長長的,蒜翹鼻子,死氣沉沉的樣子,看上去還很高傲?!笨稍诹舸娴恼掌?,古米廖夫看起來比她后來遇到的任何一個男人都要相貌堂堂。

幾天后,我在特維爾大街一家亞美尼亞咖啡館里見到了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的副教授尤莉亞(Юлия Дрейзис,Yulia Dreyzis,中文名鄧月娘),她精研詩歌,教授中國文學。去年,她翻譯的余華長篇小說《兄弟》在俄羅斯出版。在白銀時代璀燦的詩人譜系里,她偏愛尼古拉·古米廖夫:“我覺得他非常特別,而且他一直對東方懷有興趣??赡芪覑凵现袊幕?,就是從愛上古米廖夫的詩歌開始的?!?/p>

尼古拉·普寧

17歲的古米廖夫第一眼就愛上了阿赫瑪托娃,苦追7年,熾熱程度隨著年份下降。就在結婚前一年,古米廖夫還為了另一個姑娘跟人決斗。1910年,兩個人在基輔附近小鎮(zhèn)上的尼古拉耶夫教堂舉行婚禮(娘家人不看好,一個都沒來),隨后去巴黎度蜜月。婚后第一個圣誕節(jié),他送她的禮物是:一盒罩著鮮花般織物的絲襪,一瓶柯蒂香水,兩磅克拉夫特巧克力,一把玳瑁梳子和一本特里斯坦·科比埃的《黃色的愛情》。當時他人在非洲。就在那個圣誕節(jié)前,阿赫瑪托娃寫出了她最有名的詩作之一《灰眼睛的君王》。

古米廖夫不停地離家遠行,阿赫瑪托娃不停地寫詩,1912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黃昏》。古米廖夫同樣熱愛詩歌,跟妻子和“第一車間”的同道們——曼德爾施塔姆、津克維奇、納爾布特等等——共同確立了阿克梅派的美學原則。然而,對他來說,比起皇村的詩歌沙龍,異國旅行和探險要有趣得多。

他到埃及和東非的第一次探險是跟著騾隊去的,歸來時皮膚黝黑,身披獸皮。第二次旅行是到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半島,有科學院的部分資助,拍下迷人的照片;他見到了未來的皇帝海爾·塞拉西,在烈日下橫渡鱷魚出沒的青尼羅河……他還到過撒哈拉大沙漠、尼羅河、馬達加斯加、地中海和拉丁美洲的安得列斯群島。

在倫敦,古米廖夫結識了大英博物館的東方學家、中國詩歌翻譯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他留在倫敦的筆記本上,抄著一長串書名,有正在讀的,有打算借的,全是關于東方文學的著述和譯著。7月,他到了巴黎,停留半年之久,受同在巴黎的俄國畫家岡察洛娃和拉里奧諾夫夫婦影響,愈發(fā)被東方文化迷住。

這時候,他讀到法國女詩人、當時已是法蘭西院士的茱迪特·戈蒂耶的一本詩集:《玉書》。茱迪特的父親是法國大詩人特奧菲爾·戈蒂耶,三年前古米廖夫曾將他的代表作《琺瑯和雕玉》譯成俄語出版。

戈蒂耶先生家里,供養(yǎng)著一位名叫丁敦齡的中國人。丁敦齡是山西平陽府秀才,輾轉流落巴黎,機緣巧合成為戈府兩位小姐的中文老師。他教她們講漢語,寫漢字,吟誦中國詩歌,查《康熙字典》。

《玉書》的71首法譯漢詩中,有一首叫《瓷亭》,很可能是茱迪特將李白的兩首詩《題元丹山居》和《江南春懷》合譯而成的,頗能滿足古米廖夫對中國的想象,被他轉譯成俄文,且用來命名自己從英、法漢詩譯本轉譯的詩集。

古米廖夫的《瓷亭》選譯的11首中國詩里,直接從《玉書》來的還有4首:李白的《江上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秋笛》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月娘說,以《瓷亭》為例,無論茱迪特還是古米廖夫,都不知陶是中國人的姓氏,以為是陶器。所以,大體說來,這些譯詩跟李白原作幾乎沒有什么關系——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他們獨具匠心的改寫。

來看語言變戲法。李白的《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蕭金管坐兩頭。

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

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

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將古米廖夫從法語到俄語的《江上吟》回譯成中文:

我有紅木造的船,有用玉制成的笛管。

就像水能洗掉絲綢上的污點,酒會消解心頭的煩愁。

一個人若有好酒、快船,

有可愛的女人相伴,夫復何求?

地地道道像個神仙。

月娘輕推一扇小門,順著光影,我像探案一樣拼出一小塊綿延一個多世紀的東詩西漸圖,也是對人類心靈在何種波長上能產生共振,而文化又是怎樣在誤讀中離散和生成的一次勘探。

這所大房子里,沒有語音導覽,只能憑每張書桌上擺的、墻上掛的照片,以及周圍陳設與以塞亞·伯林描寫的重合度,來猜測阿赫瑪托娃的領地——

她有一個看得見庭院的小房間,空蕩蕩的,地板上沒有地毯,窗戶上沒有窗簾,只有一張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只木箱子,一個沙發(fā),火爐上方是一張阿赫瑪托娃的畫像。

木箱在,畫像也在,是1911年莫迪利阿尼在巴黎為她畫的裸體素描,只幾根線條,一顆低垂的頭。畫架上還有一幅躺著的女主人油畫。桌子很小,上面的臺燈、鬧鐘、風景畫、茶杯、相框都很小。相框里,是她與一生密友瓦麗婭的合影。此外,有一具立式自鳴鐘,一面印有很多人頭像的大鏡子——勃洛克、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皮里尼亞克、布爾加科夫、古米廖夫……她為他們每一位寫過詩,多半是悼亡詩。

在巴黎發(fā)黑的霧中,

肯定又是莫迪利阿尼

悄悄地尾隨我。

他有一種不幸的素質

將混亂帶進我的夢中,

也要為我的諸多災難負責。

阿赫瑪托娃和古米廖夫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

另一個房間里,有一張鉛筆素描支在畫架上,畫的是滿頭卷發(fā)的普希金,下面署著“格拉夫· B·馬塔,1899”。十月革命以后,阿赫瑪托娃在農學院圖書館工作,搬來時正懷著濃厚興趣,開始研究普希金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

在那些公用空間,或別的房間里,有阿赫瑪托娃跟普寧的合影,有兩個安娜的合影,有普寧、阿連斯跟女兒伊琳娜的合影,有阿赫瑪托娃跟伊琳娜的合影,有伊琳娜抱著玩具猴的樣子——這只毛絨絨的大嘴猴,就坐在客廳酒紅色布質沙發(fā)上。

阿赫瑪托娃去世前說,這世上有三個人稱我為“你”——瓦麗婭、伊琳娜、伊琳娜的女兒。是伊琳娜的女兒——普寧的外孫女,也叫安娜,陪她走過最后的日子。

她住在這里,離開了第二任丈夫希列伊科,可還關心他,偶爾會住到他留在彼得堡的房子里,或去莫斯科看他。她也很舍得花時間協(xié)助古米廖夫的第二位妻子撰寫亡夫的回憶錄。1938年正式跟普寧分手,她并沒搬出去,只是跟另一位安娜調換了房間。1952 年,這棟樓被國家征用為北極研究所,她才離開,晚年住在科馬羅沃的作家之家……我忽然意識到,無論在彼得堡還是莫斯科,她從來沒有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家,一個房間。她只是被苦難推著,從一個男人到下一個男人,終于站在上帝跟前。

過道里有面墻,糊著1930-1940年代的《真理報》,一直伸到天花板。報上有模糊照片,位置都高,須仰頭辨認:斯大林、赫魯曉夫、丘吉爾、羅斯?!疃嗟倪€是斯大林開會講話的樣子。在有些部分,報紙朽落,露出原先的墻面,一種玫瑰紅與草綠色相間的馬賽克。這兩種質地相配,加上過道里的昏暗,看起來相當穿越。

1933年,阿赫瑪托娃21歲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被捕,關了十天,放了。1935年10月兒子第二次被捕,她寫信給斯大林,又放了。盡管從1925年起她沒有獲準發(fā)表一行詩歌,但斯大林還是對她頗為照顧。

第三次是1938年3月。第四次是1949年11月。囚禁或者流放,前后一共13年半。像大清洗年代的許多俄羅斯母親那樣,阿赫瑪托娃不停地奔波、求助、探監(jiān),直到她自己也成為“人民公敵”。

1945年9月的一個早晨,在涅瓦大街著名的作家書店,訪蘇(停留七個月)的俄裔英國學者以塞亞·伯林遇到了同在翻書的蘇聯(lián)文學批評家兼歷史學家弗拉基米爾·奧爾洛夫。攀談之后,奧爾洛夫就在書店撥通了阿赫瑪托娃的電話。下午3點,他們一同來到這所大房子。此前,伯林沒讀過阿赫瑪托娃的一行詩。

這場會面有四個人在場,第四位是阿赫瑪托娃的一位女學究朋友。他們的談話是被冒失的倫道夫·丘吉爾打斷的。他是伯林的牛津同學、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兒子,當時是英國駐莫斯科記者,臨時來到列寧格勒。他之所以站在院子里大叫“以塞亞以塞亞”,是想找懂俄語的老同學幫忙跟賓館服務生說一聲,他剛買的魚子醬應該放在冰上。而奧爾洛夫跟小丘吉爾握手之后,表情由不知所措變成恐懼,飛快地逃走了。

流言就此傳開:小丘吉爾在列寧格勒偵察一項救援行動,有人要將阿赫瑪托娃秘密送往英國。

伯林向阿赫瑪托娃電話致歉并再約時間,她說:“今天晚上9點我等著你?!?/p>

當她再次為他開門的時候,并不是獨自一人。另一位女學者,一位亞述古文專家,也在。他倆單獨相對,已是午夜了。阿赫瑪托娃關注的重點,是那些十月革命后移居國外的朋友們的情況,而伯林,充當了兩類被隔斷的俄羅斯文化人之間的信使。

談話進行到凌晨3點光景,釋放歸來的列夫·古米廖夫進了房間,遞給伯林一個盛著煮土豆的盤子。他比伯林小兩歲,讀過原版的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從未出國。伯林記得,在那間昏暗的房間里,他們三個坐在爐子旁邊,把那盤土豆分著吃了。

他倆是在談論各自喜愛的作家時發(fā)生爭執(zhí)的。他不喜歡她熱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則對他欣賞的屠格涅夫不屑一顧……最后的分歧發(fā)生在托爾斯泰那里,她說,讓安娜·卡列妮娜被追逼致死,是托爾斯泰向他聲稱要譴責的那種庸俗社會風尚的投降。

伯林發(fā)現(xiàn),她也有輕蔑、嘲諷、略帶惡毒的一面,女王般的高冷此時被某種更幽默、更人性化的東西替代,這讓伯林很高興。而當她論及對祖國的不離不棄——和人民在一起,和民族語言在一起——他肯定自己“從沒遇到比她更會裝腔作勢的天才了”。

伊格納季耶夫記下了那次通宵長談,伯林從阿赫瑪托娃房間出來后的“神魂顛倒”,以及,一頭栽倒在旅館房間床上時的嘟嚷:“我愛上了,我愛上了?!?/p>

Isaiah Berlin(攝影:Douglas Menzies)

阿赫瑪托娃為這一夜寫下了《詩五首》,沒有一個讀過它們的人會相信這兩位相差20歲的男女這一晚上沒有同床共枕。然而,根據(jù)亨利·哈代(伯林著作管理人)的伯林檔案,在1994年的一次訪談中,伯林明確說出那一夜,“他呆在房間的一邊,她則呆在另一邊”,兩個人幾乎沒碰過對方——告別時,他也只是很歐洲地吻了吻她的手,未行俄式親吻雙頰禮。

阿赫瑪托娃在伯林離開列寧格勒的第二天拍了一張照片,眼窩深陷,側臉線條依舊,下巴和脖頸松馳,緊抿嘴唇。這張照片被收進《伯林傳》。翻過一頁,是伯林在1940年代豐潤的臉。他們會面時,她穿著破舊的衣服,身形臃腫,深色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仍然保有那種高冷的尊嚴。

一種類似于愛情的化學反應,確實產生了。那兩年間,阿赫瑪托娃從塔什干回到二戰(zhàn)后的列寧格勒,兒子列瓦從西伯利亞提前獲釋,去德國的蘇聯(lián)紅軍服役后剛回家。她最近的親密男友,一位列寧格勒的驗尸官,告訴她已經決定跟別人結婚。所以,當56歲的阿赫瑪托娃冒險跟36歲的英國駐莫斯科使館臨時一秘伯林會面之際,正被一種清清寂寂了此殘生的悲戚籠罩。

而伯林此時,陷在一場與有夫之婦昏頭昏腦的戀情中已經兩年。他是帶著某種仰慕、同情走近她的。這種同情,阿赫瑪托娃接收到了——

我早就不喜歡

讓人憐憫,

而帶著你的一點憐憫之心

走著,猶如體內帶著一片陽光。

這就是為何周圍閃著霞光。這就是為何我每走一步

都創(chuàng)造一個奇跡。

?

201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晴朗李寒翻譯的《阿赫瑪托娃詩全集》副本



這次會面生成的漣漪蕩漾了很久。伯林在離開列寧格勒兩個月后還在信中說,造訪阿赫瑪托娃“是發(fā)生在我身上最令人激動的一件事”。4個月后,他收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來信:“阿赫瑪托娃在這兒的每句話都是說的——你。真是件富有戲劇性的神秘的事情!”

這次會面的后果是嚴重的。除了伯林自己,每個相關的人都因他的闖入付出代價。伯林回國前向阿赫瑪托娃告別時發(fā)現(xiàn),便衣警察出現(xiàn)在她家的樓梯口。一天后,她家的小客廳被秘密警察安上了竊聽器。“半是修女,半是妓女”的侮辱性定義和更糟糕的境遇從此包圍著她。許多年后,列寧格勒安全總部的三卷文件共900頁被披露了,全是圍繞阿赫瑪托娃的告發(fā)材料、電話竊聽報告和關系密切者的口供。這些檔案建于1939年,名為“隱藏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反蘇聯(lián)姿態(tài)”。

以塞亞·伯林1946年寫成的《關于 1945 年最后幾個月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文藝狀況的筆記》(亨利·哈代將它收入《蘇聯(lián)的心靈》),是他受激發(fā)后對原任務——寫一份外交政策備忘錄的置換,相當于一部 20 世紀上半葉的簡明俄國文化史,是為注定不幸的阿赫瑪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編年史。它與羅曼·羅蘭、紀德、本雅明、瞿秋白、約翰·斯坦貝克等等富有洞察力的人留下的記述一起,匯成那時蘇聯(lián)真實面貌的一束文獻。

阿赫瑪托娃仍然一首接一首寫著,但詩的內容漸漸被替換了。她在《哀歌》里說—— ?

改變了我,仿佛一條河流

嚴酷的時代將它改變。

有一次,母親聽完她朗讀的詩后開始啜泣,對旁人說:“我不懂詩,只知道我女兒心里不好受……”

在那令人擔驚受怕的葉若夫年代,有17個月我是在排隊探監(jiān)中度過的。一天,有人把我“認出來了”。排在我身后那個嘴唇毫無血色的女人,她雖然從未聽說過我的名字,卻突然從我們大家特有的麻木狀態(tài)中蘇醒過來,在我耳邊低聲問道(在那個地方人人都是悄聲說話的):“您能把這個都寫出來嗎?”“能?!蔽艺f。

這是長詩《安魂曲》的代序,交待了一個詩人轉向的背景,她開始為相似的苦難寫作。這也體現(xiàn)在她對普希金詩歌的研究里,她自覺不自覺地調動自己和他人的經歷,去體驗普希金因十二月黨人被處決而永遠受傷的記憶,去追蹤詩人心靈的運動軌跡。

這也是幾代俄羅斯讀者保持著對阿赫瑪托娃的熱愛的原因。在莫斯科,我問尤莉婭,茨維塔耶娃和阿赫瑪托娃的作品她更喜歡誰的,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阿赫瑪托娃。在她看來,前者想象力驚人,始終游弋在她個人建構的世界里;而阿赫瑪托娃的詩歌更貼近人的生活——“更接地氣,”她說。

從20年代開始,蘇聯(lián)《青年近衛(wèi)軍》雜志的編輯就有困惑:為什么這么多女學生和女工人寫信來,表達對阿赫瑪托娃的詩歌“感到親切”!連最政治正確的官員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在三四十年代,當他們從一些被劃為“人民公敵”的知識分子家里查抄出上千本書時,總是偷偷把阿赫瑪托娃和古米廖夫的詩集占為己有。古拉格的犯人們把她的詩刻在樺樹皮上,裝訂成手工書,藏在破衣服里隨身帶著。


對阿赫瑪托娃的打壓從很早就開始了,她詩歌中的情緒,被視作來自一個“垂死的世界”,而她,是“純粹的室內資本主義女詩人”。1930 年代,她幾乎從未公開發(fā)表詩作。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她參加了“蘇維埃愛國主義”宣傳活動,創(chuàng)作了《起誓》、《勇敢》和《勝利》。

1944 年 5 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羅著所有和列寧格勒、和前線相關的消息。跟其他詩人一樣,我也常常到軍隊醫(yī)院去慰問演出,為受傷的戰(zhàn)士們朗讀詩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熱、樹蔭和水聲。我也懂得了,什么是人類的善良。

5月之后,她被批準離開塔什干回家,途中在莫斯科工藝博物館舉辦了一次朗誦會。朗誦結束時,觀眾全體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她嚇壞了,因為事后帕斯捷爾納克告訴她,斯大林曾問日丹諾夫:“是誰組織了這次鼓掌?”

一個緩慢、低回、帶有某種音樂性的聲音,從前面幽暗空間傳來。這是一個全由照片和手稿布置的展廳,陳列著許多像是從照相簿里直接取下來的照片:母親懷里的女童,斜倚在公園長椅上、圍著狐貍披肩的女士,工作證上的俊俏人兒。工作證編號44,逐行填著姓名、父姓,最下端有代理主任簽名。年輕的阿赫瑪托娃滑冰、俯臥、扶腰站立,優(yōu)雅中微含俏皮。她頎長苗條的身姿即使出現(xiàn)在克雷斯底監(jiān)獄的圍欄前,也只與美相關。


來之前,我在涅瓦大街的一家書店里買到了她的詩集,記住了《安魂曲》的俄文形狀——РЕКВИЕМ。在展廳的一個圖標前,我意識到它指向《安魂曲》的手稿,然后,一位會說英語的大姐告訴我,那低低的女音就是阿赫瑪托娃本人在朗誦這首長詩。我被這哀而不傷的調子迷住了。我聽到了Neva(涅瓦河)的發(fā)音。

這首長詩從大清洗開始的1934年末,一直寫到1964年左右,1987年才在前蘇聯(lián)《十月》雜志上發(fā)表。在此之前,它一直保存在詩人和她七位密友的記憶里。

其中一位叫莉季婭·丘科夫斯卡婭的詩人,記錄了當時的情形:“安娜來看望我時,給我讀《安魂曲》中的片斷都得小聲,在她自己的屋里連小聲讀都不敢,她總是在談話中突然停下來,用眼睛示意我注意天花板和四壁,隨即拿起一小片紙和筆,大聲說一句上流社會常說的話:‘想喝茶嗎?’或者‘您曬得可真黑呀’,然后迅速在小紙條上寫滿了字,把紙遞給我。我把那紙上的詩句默讀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會了,才默默地還給她。‘今年秋天來得太早了,’安娜大聲說,劃著火柴,在煙灰缸里把紙條燒掉?!?/p>

我高聲哀號十七個月,

千呼萬喚你回家,

我匍伏在劊子手的腳下,

我的兒子啊,你使我擔驚受怕。

?……

如今要讓你明白,

你一生的境遇又將如何——

你要站在克列斯特鐵窗旁邊,

排在三百號,手托探監(jiān)的物品,

滴下你滾滾的熱淚,

烤化新年的冰層。

像監(jiān)獄的那株白楊搖曳,

無聲無息——而大墻里

有多少無辜的生命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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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前后,《安魂曲》的“口述本”流傳到西方,在慕尼黑出版了部分章節(jié)。在此之前,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樂》總譜和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都是通過微縮膠卷被帶到西方首次發(fā)表的——以塞亞·伯林對后者頗有貢獻。

這首詩像“域外之雨”,擊中了英國作曲家約翰·塔文納(John Tavener),他創(chuàng)作的《阿赫瑪托娃安魂曲》1981年由BBC交響樂團在倫敦逍遙音樂節(jié)上首演。

在澳大利亞天主教作曲家克里斯托弗·威爾科克(Christopher Willcock)的版本里,非凡的女高音莫琳·奎夫(Merlyn Quaife)引領我們進入詩中的黑夜、樹木與河流。

鮑里斯·季先科譜寫的安魂曲片斷,應該是阿赫瑪托娃生前惟一聽到的。季先科是肖斯塔科維奇的得意門生,他對那個時代的緊張、蒼涼、荒誕和黑暗質地有更切己的把握。1968年,季先科的《阿赫瑪托娃安魂曲》問世,此時詩人已離世兩年。

阿赫瑪托娃是惟一活著看到命運重新發(fā)牌的白銀時代的詩人——她在《火槍兵的月色》中寫下“克里姆林宮里不應當活”這樣的句子,竟沒被抓起來。晚年,她寫出了苦難對她的加持——

詩人不是人,他僅僅是靈魂——

即便他是盲者,如荷馬,

或者,他耳聾,像貝多芬——

他依然能看見,能聽見,能引領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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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27日,她在寫給曼德爾施塔姆(1938年死于流放)遺孀娜杰日達的信中說:“我們都曾經想到我們一定要活著看到那一天——那哭泣和光榮的一天。我們還需要一起度過一些時日——那種高懸的日子?!?/p>

離開這所大房子的時候,我留意看了看門。門牌號是44。那黃銅銘牌上寫的什么?懂俄語的朋友告訴我:尼古拉耶維奇·普寧。

園中空氣清潤,草木綠得擠得出水滴。一個男孩在看書,一個女工正在油漆木質長椅,漆是純白的。那架蒙著塑料紙的鋼琴前面站著幾個人,它被打開,正被彈奏。

(本文參考了晴朗李寒翻譯的《阿赫瑪托娃詩全集》;伊萊因·范斯坦《俄羅斯的安娜》;莉季婭·丘科夫斯卡婭《阿赫瑪托娃札記》;伊格納季耶夫《伯林傳》;俄羅斯“1917自由歷史”項目發(fā)掘的資料;現(xiàn)居巴黎的劉志俠對丁敦齡的研究;詩人閻逸對《安魂曲》音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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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4 第816期 總第816期
出版時間:202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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