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同（1865-1952），原名劉建封，號芝叟、瘋道人，山東諸城人，清朝宰相劉墉之后。1898年加入興中會；1909年出任吉林安圖首任知縣；1911年為響應(yīng)武昌首義，早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兩個月，建立“大同共和國”并通告中外。起義失敗后被迫多次流亡日本東京，孫中山委任其為東三省支部長。后因革命理念與孫不同，于1918年離日赴粵，被陳炯明聘為高級顧問。詩人臧克家曾在信中提及：“南有孫中山，北有劉大同。”
2014年末，隆冬12月，大雪漫漫，天穹、山野、冰湖、密林，全白而無界。我站在位于吉林省東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安圖縣，稍微抬頭看廣場上那尊鎮(zhèn)守著這座20萬人小縣城的銅像。
一人半高，穿戴全套清官戎服，其外披掛雪蓑，面目肅嚴(yán)，在極陰天的冷光下似乎還摻雜了悲憫和哀痛。他是安圖縣的首任知縣劉建封，又是在此成立了比民國還早兩個月的“大同共和國”的劉大同。
在這個人身上好像有數(shù)不清的平行宇宙，真相和幻影、封建至共和、興衰伴榮辱、忠誠及背叛、執(zhí)與棄，并行不悖。以至于我越認(rèn)識他，就越不認(rèn)識他。又仿佛他本身就是個看似細(xì)弱、實則無垠的蟲洞，連結(jié)起金玉與敗絮、晚清和民國。
畫面飛快進(jìn)退，46歲的劉建封走出銅像，脫下清服、剪辮，一聲威令招聚起手下的士兵、森林警察、巡警、駐防隊，隨即他站上高臺、發(fā)表演說，毅然宣布安圖縣獨立，并急不可待、喜不自勝地發(fā)出電報，通告中外：大同共和國就此誕生。舉世聞而震驚。從這一天起，他終能摘掉“縣令”的假面，讓“同盟會成員、共和理念之信徒”的真容正式出現(xiàn)于青天白日下。
劉建封從此成了劉大同。
時值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爆發(fā)的幾天之后。
滄桑須臾耳，日月為誰留。
身輕一鳥過，萬壑向東流。
何如化蝴蝶，栩栩如莊周。
游從赤松子，歸泛范蠡舟。
有酒聊當(dāng)醉，消盡古今愁。
——劉大同《感懷二首之一》
劉大同（左一）率員踏查長白山
真相和幻影
安圖獨立的消息不脛而走，傳到了奉天，給東北的革命者再注一管大劑量強心針，同時，也嚇壞了新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及其背后整個破爛不堪的晚清帝國。
趙爾巽大怒而小覷：你個深山老林里的臭縣官，一把年紀(jì)了不好好砍樹打獵，竟然膽敢在我總督眼皮子底下放火撒潑？
他旋即集合人馬，迅速趕至安圖。抵達(dá)時，適逢天起大風(fēng)，飛砂走石、昏黃遮日。劉大同早已經(jīng)料到清廷必定會惱羞成怒，所以電報一發(fā)出去，立刻屯兵待敵。
作為小小的縣令，劉大同手下的兵力算不上厚實，統(tǒng)計起來，不過是森林警察960人、巡警210人、駐防隊200人，合計1370人，如此而已。所以趙爾巽的藐視并不是無根無源，畢竟他帶來“剿賊”的軍隊，要比敵人多上幾倍甚至十幾倍。
遠(yuǎn)遠(yuǎn)地，狂奔的馬在硬韌韁繩下舉項嘶鳴，像是馬頭琴弦下發(fā)出的幾重樂音，配上戰(zhàn)鼓隆隆如平地驚雷，從西嶺到東山，。雙方終于對峙，灰重的天竟開始灑下雪片，沉而涼、急而雜，和著戰(zhàn)士們的鮮血，簌簌落地，綻出深淺不一的善惡之花。
趙爾巽只知道安圖是一個以林業(yè)為主打的小地方，覺得此處的軍隊大概木頭一般不吭不哈、毫無反抗之力。但一開戰(zhàn)，他就知道這次自己錯得徹底。這些獵人出身的森林警察生長于兇險莫測的山林里，天野獸匪，無一不教會他們?nèi)绾紊?、如何搏擊。而趙和他的“龐大軍隊”，在此之先一直安穩(wěn)度日，不曉得生銹了多久。一拿槍一緊張一見血一哆嗦，自然一敗涂地。
于是劉大同和他那僅僅1370人的“非專業(yè)部隊”，大敗敵軍于牡丹嶺。
——如果故事按這個節(jié)奏繼續(xù)，那該有多輕省?？上У氖牵藭r間、地點、人物和大致事件走向，以上大多皆為我合理（或不合理？）想象出來的幻影。關(guān)于安圖起義與大同共和國，在世人看來本該是轟烈又生動的一段歷史，但其實，關(guān)于它的確切資料僅僅如下：
擊賊遇雪 辛亥安圖起義敗敵軍于牡丹嶺
逐寇白山陲，我軍酣戰(zhàn)時。
半天大風(fēng)起，猶聞?wù)黢R嘶。
鼓鼙聲未歇，血帶雪花飛。
這首詩出于劉大同自己的作品《吁集》，除此之外，唯一牢靠的記載是瓜爾佳氏金梁在《近代稗?！返摹豆庑∮洝分兴鶎懀骸凹靶梁ジ锩瑒⒕古e旗于白山，其名擬曰大同共和國，通告中外，聞?wù)邽橹惑@……”
后人不多的延伸和撰寫，無不是來自這兩處。只言片語，再沒有其他線索。
事實上，連造訪安圖、凝望銅像的經(jīng)歷，都是我的奢望——由于天氣惡劣，我終無緣前往那個被冰雪籠罩的“共和國”。
幾天前，在天津見到了劉大同的曾孫劉自力先生，他無可奈何地告訴我：雖然自己童年時有過和老爺爺共度的幾年，但有關(guān)大同共和國以及那段飄蕩沉浮的往事，他實在知之甚少。
“如果有空，就去通化找孫教授吧，按在世的論，他是最了解老爺爺?shù)??！眲⒆粤φf，并在我的記事本上寫下一串號碼。
這就好比我練一門武林奇功，欲求得那能夠打通任督二脈的關(guān)鍵秘訣，東轉(zhuǎn)西轉(zhuǎn)，卻又被引向了新一輪的迷霧。
孫文采年近八十，退休前一直是吉林省師范學(xué)院的中文系教授，研究關(guān)東民俗文化多年。最初他注意到劉大同這個人，是因為劉在還身為清廷縣令時，以奉(天)吉(林)勘界委員的身份，勘測長白山三江之源，完成了《長白山江崗志略》《中韓國境說》《長白山靈跡全影》等著作、繪制了長白山江崗全圖并親自命名了天池十六峰，是國內(nèi)最早正式探索長白山的人。
他當(dāng)時想，這可不簡單。結(jié)果后來他越展開研究，便越發(fā)現(xiàn)，這個人的不簡單之處還遠(yuǎn)在“踏查長白”后頭。正因如此，他一進(jìn)入劉大同的人生，便是整整十年，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再也繞不出去。
孫文采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劉大同身上基本能反映辛亥革命的整個過程，也折射出了完備而系統(tǒng)的革命精神。
但得此結(jié)論，也已是后話中的后話了，其中關(guān)于他如何反映這場革命？怎樣折射“激進(jìn)的民主革命思想”？這些都是巨型迷宮中的拐角與死路，孫文采只能靠碰，我也不外如此。
我和他都在問：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們僅有的鑰匙是留存至今的八百多首詩作——這個嗜文成癮的劉大同，無意識間遺下感懷、憤恨、狂喜、烈怒和愁怨，成了世人觸碰他的不二通路。
那天我和孫教授共同呆了整整一個白天，離開時是晚上9點。其間他多次重復(fù)同一句：這不好說，我是搞研究做學(xué)問的，只能憑事實講話。
正如第一次他在電話那頭所撂下的：我充其量能做的，不過是試著幫助你去理解這個人，具體的，你還得自己悟。
壯游人漸老，不老有雄心。
海內(nèi)皆兄弟，遼東作主人。
天荒自可破，世界不常陳。
握別一樽酒，風(fēng)花沿路新。
——劉大同《過遼東》
封建至共和
從北京到通化只有一趟火車。我坐在窗邊翻《劉大同集》，這印刷簡陋的小五百頁泛黃紙張，浸滿了“詩人”的筆墨，“開拓者”的汗?jié)n，“革命家”的血淚，以及最普通的“父、子、夫、民”的虧欠。集子沒有標(biāo)價，換句話說，從不曾真正面世。
我翻到了這首《過遼東》。“壯游”二字，像拳頭一樣撞進(jìn)眼底。劉大同算不算“闖關(guān)東”大流中的一員呢？
劉大同于光緒二十年（1894年）抵東北，從時間節(jié)點上來看，當(dāng)時確是闖關(guān)東的高峰期之一，但他的離鄉(xiāng)卻從根本上區(qū)別于一般因饑荒而出逃的災(zāi)民——老劉家是山東省諸城縣名副其實的“豪門望族”，曾出過五代進(jìn)士、四世一品、三輩尚書和兩朝宰相，其中以宰相羅鍋劉墉最負(fù)盛名。如此背景，劉大同即使做一輩子的蹺腳老爺，也可以衣飯無憂。
因此如劉自己所言，此番“渡遼”，是立志要“作主人”的。
1904年赴吉林前，劉大同在沈陽停留近十年，正是在此期間，他觸電似的遇見了改變自己一生軌跡的“民主共和”，結(jié)識了宋教仁、廖仲愷和徐鏡心等活躍于東北反清浪潮中的同仁們，并果斷加入興中會，也就是爾后的同盟會。
穩(wěn)定之后，劉大同變賣了諸城的土地財產(chǎn)，號召老家饑寒交迫的人們到安圖立業(yè)開荒。我猜，他從“闖外”到走馬上任，其間或許早有自己的籌幄，除了替同盟會悄悄吞噬清廷的精氣，他也是想為鄉(xiāng)人鋪就一條生路吧？
從“安圖設(shè)治員司合影”中可以看見，12位官員中的11人都是神情木然，清一色長袍、馬褂、瓜皮帽。唯有劉大同一人挺直腰桿、撇開兩膝坐在正中，全套的軍帽軍裝并手拄一把光粼粼的軍刀，滿副隨時準(zhǔn)備酣戰(zhàn)一場、放肆桀驁的生猛模樣。
實際上劉大同也真是性子極其剛烈之人，他這一抹命中最扎眼的人格色彩，伴隨他及古稀再至耄耋，更讓他注定毫無辦法安妥呼吸于清廷垂死前散發(fā)出的沖天惡臭之中，他放眼望去，白山黑水竟也是腥膻一片。
待到辛亥，10月10日武昌的那把大火一燃，劉大同即刻響應(yīng)，在安圖豎起義旗，宣告共和國成立。同時除了給自己更名外，他還分別把3個孫子的名字改成了“平民”、“平權(quán)”和“平等”。隨后趙爾巽率兵前來鎮(zhèn)壓，雙方戰(zhàn)得艱苦卓絕，最終劉大同的義軍全盤大勝并趁勢追擊，直指向東三省的心臟——奉天。
不久后，遼寧的莊河、復(fù)縣、遼河，以及黑龍江的東荒等地都相繼起義，搖搖欲墜的紫禁城再受一輪炮轟與重創(chuàng)。
雪夜下瀛洲，依稀望海市。
電光耀乾坤，星斗伯仲耳。
屐聲徹云霄，往來半仙子。
不是桃花源，吾胡為至此。
——劉大同《雪夜入江戶》
興衰伴榮辱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全國十四省相繼獨立，只是誰也沒有膽大到“建”一個共和國。但這個齊天大圣一般意圖踏碎靈霄殿的劉大同，卻真這么干了?？磿r間軸的話，此時比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還早兩個多月。
可詭異的是，我翻遍劉大同的詩文，也沒有找到關(guān)于這個壯舉的描述，甚至連“大同共和國”5個字，都無跡無影。還是只有那個金梁，在《光宣小記》中接“通告中外，聞?wù)邽橹惑@”寫道：“此建國小史,實在民國成立之先。”
這一年，劉大同46歲，開創(chuàng)民國的孫中山45歲。彼時他們還不曉得，自己的星軌將在不久后與對方交匯。
至于劉大同建這個共和國到底是怎么建的？我問劉自力、問孫文采、問《劉大同全集》、也問了十幾二十本關(guān)于辛亥革命的各樣書籍，他們都撓著頭，將謎題重新拋回到我面前。
劉大同面對的或許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居然沒有只字片語，這根本不合邏輯?！髞砦医K于得知，劉大同留下一萬多首詩文，因為有的字跡狂放、有的日漸模糊，所以“譯”出來的僅八百多首，連個零頭都不夠，這還不包括那些丟失和被毀的部分。
可見并非沒有記載，而只是“不幸早夭”或“尚未見光”罷了。
更何況趙爾巽在被大敗于牡丹嶺之后，惱羞成怒，在清廷的加持下，火速將駐守鄭家屯的張作霖調(diào)入奉天，開始瘋狂鎮(zhèn)壓各地的起義軍，而“共和國”自然被視為頭號剿滅對象。
劉大同手下的兵卒數(shù)來點去也就那么千把人，斗法再如何高明，也抵不過幾千年來都改變不了的“行軍作戰(zhàn)殺手锏之最”——人海戰(zhàn)術(shù)。共和國終于成為英勇就義的出頭鳥。于是乎還來不及將自己“軍民分治，黨政析權(quán)，財政公開”的政治主張給搬到現(xiàn)實，劉大同就不得不被迫“南走”。
1911年12月29日，獨立的17省代表到南京開會，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tǒng)；次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挾制中國長達(dá)兩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終于分崩離析；4月1日，孫中山正式宣布卸任臨時大總統(tǒng)，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為己有。
同年同月，劉大同在大連成立“平民社”，集結(jié)各路義士，一兩年間，他四處奔走、呼吁人們共同抵抗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袁世凱。
他曾帶同為同盟會成員的兒子劉次彭及其他社員，攜土制炸彈，暗夜中隨風(fēng)潛入北京，經(jīng)過幾天的仔細(xì)觀察，探清了袁世凱每日必乘二人小轎經(jīng)過某堵大墻。劉次彭便埋伏于墻外，隔著墻聽到袁的轎子近了，手奮力一甩將土彈扔了過去！可令人跳腳的是，炸彈在這千鈞一發(fā)的關(guān)鍵時刻竟久久沒炸開。墻內(nèi)見狀，瞬間爆開了鍋。袁世凱大驚，命人清理完畢后，即刻下令全城戒嚴(yán)。劉大同一行只有再借夜色費力摸出城，回到大連。
1913年4月19日，監(jiān)督國會團失敗，宋大治、徐盛等五人被捕，劉大同逃至津門繼續(xù)謀劃“倒袁”活動。7月，他因事泄被逐，由沈陽東渡到了江戶。8月，“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同樣逃亡日本。
這一時期絕大部分留東的黨人，由于資金缺乏，以至于無錢交租遭到店主趕逐。而人在最落魄時，往往首先想到至親和故鄉(xiāng)，無奈卻被“回不去”的無力感所裹挾，再加上擔(dān)憂、志不得酬、迫切盼望重回革命戰(zhàn)場又不得不被困于太平，所以無論在生活還是思想上,都是舉步維艱的。他們身不得歸、夜不得寐、親不得侍、命不得革、罪不得赦，不由惶惶終日。
其中時年最高的劉大同惟有寄情詩歌，組織“平民詩社”，在日出版《亡命詩集》、主編《平民詩集》。
他焦灼而急切，只能提酒釣蟹，就地酣飲?！帮嫳刈?，醉必歌，歌必狂，狂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摘下花瓣浸泡在杯里，拔劍起舞，見自己漸生的白發(fā)照映紅英，滿腹牢騷唯有向花神控訴，唏噓。
有時他也會去賞蓮登峰，試圖化解一些積郁，卻于事無補。因為他看見不忍池中滿滿的蓮萍，就覺得“此乃志士熱血所澆灌之自由花也”；攀一下名山，也會嘀咕，“富士之高，不及長白，富士之大，尤遠(yuǎn)遜于長白?！彼妓钏耄瑹o外乎山河家國。
從此時算至1922年，十年中劉大同曾四次“渡瀛”，在我看來，此階段他實在飽受撕扯與煎熬。
盡管如此，這卻是他在現(xiàn)實世界中最靠近革命心臟的時候。
據(jù)《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1914年1月4日，“委劉大同為東三省支部長?！绷硗庠诶钚?、李宗一主編的《中華民國史》中，寫到在同年4月19日，陳其美將山東舉兵事宜劃歸劉大同負(fù)責(zé)，并交予他短槍40支，命其編隊回魯。
這一年，劉大同49歲，孫中山48歲，兩人都將近半百。而即將登臺的陳炯明36歲，剛繼任廣東都督，一年前他宣布廣東獨立討袁，遭其屬下師長炮轟并逃往香港、新加坡。
風(fēng)霜經(jīng)多少,干老著花妙。
疏影自橫斜,不肯向人笑。
紀(jì)元五年，孫提議放棄滿蒙，余反對之，怒揮老拳。
十年又招我于鮀浦，不肯往而作。
——劉大同《梅花吟百二十首.其三十九》
忠誠及背叛
研究劉大同十年，孫文采跟隨他的足跡走遍了山東諸城、沈陽、吉林安圖、大連、天津和濟南。結(jié)束北方之行回到廣州后，我去了七十二烈士墓，去了大元帥府，去了中山市翠亨村的孫文故居，還去了陳炯明的家鄉(xiāng)海豐。
我們竭力在那些貌似相關(guān)的環(huán)境、字句和影像中所尋找的，是劉大同的道義邏輯。我們都相信必然有這么一個邏輯，貫穿他的漂泊顛沛，也成就他的執(zhí)拗篤定。
原本我以為，這個邏輯會是他對孫中山的誓死追隨，后來發(fā)現(xiàn)，其實不然。
1916年初，孫中山在東京召開各省支部長會議，討論后繼策略，他提出要向日本求援，并且“放棄滿蒙”。
滿蒙即指東北，孫中山這么做，也并非沒有他的考量：其一滿蒙地區(qū)復(fù)辟勢力強大，不少的王公貴族都勾結(jié)了沙皇俄國或日本，反對共和；其二革命早已入不敷出，又碰上剿袁的最好時機，籌到的資金卻只是杯水車薪。所以孫中山想著以“放棄滿蒙”作為抵押、向日本政府借款的話，豈不是一石二鳥嗎？
聽了這話，會上有人表示贊同，有人不置可否、悶頭抽煙。
劉大同見狀，瞬間心中怒火躥起。他立馬質(zhì)問孫中山：你憑什么放棄東北，而不放棄廣東？就因為廣東是你的家鄉(xiāng)，你舍不得不是？！
孫中山答道：這并不是真的放棄，我何嘗不知道國土不可丟掉一寸呢？這只是解決燃眉之急的一種策略罷了…
“這算什么策略？簡直就是虎口拔牙！如此策略使不得，稍微一閃失就是賣國，我們便成了千古罪人?。 ?/p>
孫中山一聽“賣國”，頓時也毛了：你這個人簡直是胡鬧！我革命三十年，命都可以不要，你竟然說我賣國！
劉大同道：我不僅說，我還要揍你這個賣國賊！說罷他就跳起身，揮著拳頭沖上前去，卻被在場其他黨人拉開。他氣得不行，大吼道：孫文你英明一世糊涂一時！日本已經(jīng)和袁賊訂下了二十一條，你怎么還指望他們能幫上忙呢？
這場會自然是開不下去了。
孫中山于1916年3月20日《致居正函》中寫道：“聞劉大同亦返山東，此人胡鬧，宜避之。”
實際在這個引爆點之前，二人的革命理念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分歧。
主要矛盾體現(xiàn)于革命的組織原則上。在民國初年的議會政治失敗后，孫中山欲加強組織性，成立了中華革命黨，明確提出“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愿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后可”。在他手訂的入黨誓約中有“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這樣的誓詞，還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模。
這種幫會感極濃的規(guī)定也許只是暫時性的過渡之策，卻讓劉大同打心眼兒里反感，除他以外，很多老革命者如黃興、李烈鈞、陳炯明、陶成章等也都對此表示過不滿之情。
于是劉大同離開了日本，離開了孫中山。但這并不代表他心中的革命也因此而亡，那火炬甚至燃得更勁了。
接下來的1918年，劉大同又一次東渡日本，5月歸上海，召集老部下打算襲取山東，結(jié)果事情敗露，他赴粵參加護法。
在廣東他認(rèn)識了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并被聘為顧問。
1921年4月，非常國會推選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tǒng)。陳炯明是反對這個選舉的，他認(rèn)為照總統(tǒng)選舉法來看，總統(tǒng)應(yīng)該由兩院聯(lián)席選出，出席的議員也必須達(dá)到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生效。當(dāng)時廣州的舊國會議員加在一起才兩百多人，而且又實行實名制投票，這豈不是自取其辱、自毀法律嗎？
及至1922年6月2日，北洋總統(tǒng)徐世昌在重壓之下宣布辭職。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lián)名，呼吁孫中山同時履行下野的宣告（因?qū)O在護法運動時曾經(jīng)公開承諾，只要徐世昌能下臺，他也會辭職）。但孫中山卻拒絕了。
對此陳炯明直接表示不滿，他說：“我們之所以一直革命、試圖武力傾覆北洋政府，無非是因為他們廢掉了臨時約法，現(xiàn)在既然臨時約法已經(jīng)恢復(fù)，我們自然也就沒有造反的必要了。”
誰對誰錯，無從診斷，因為他們的出發(fā)點從起初或許就不是同一個，道路自然相異。只是裂痕再長出大半邊，一碰即碎。
6月15日，時任大元帥府參軍的孫墨佛來到他老師劉大同的家中。孫已師從劉多年，所以盡管當(dāng)時二人分別為孫中山和陳炯明工作，卻并不影響他們的師生關(guān)系。聊著聊著，劉大同突然說：你來替我寫一對挽聯(lián)吧。
孫墨佛不解，問這聯(lián)是為誰而備。
劉大同沉吟片刻，說：“是個非常大的人物?！?/p>
前不久孫中山剛舉行過記者招待會，不點名指責(zé)陳炯明“反對北伐”；陳炯明隨后于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兩人已然公開將白熱化的矛盾給搬上臺面。
所以孫墨佛剎那間便明白過來，劉大同是陳炯明的顧問，所以這話中的“大人物”，正是孫中山。于是飯后他顧不得休息，立刻跑回大元帥府，將這件事情告知孫中山。
果然在第二天就發(fā)生了陳炯明部槍擊總統(tǒng)府事件。此時孫中山一行已登上“永豐艦”,由此方得脫險。史稱“六一六”兵變。
假如說，劉大同也是叛軍中的一份子并真心想加害于孫中山，那么這個故事，便冒出了4個顯而易見的疑點：
明知自己的學(xué)生屬于敵軍陣營，不管師生情誼再深厚，劉大同也不應(yīng)該蠢到在緊要關(guān)頭透漏如此重大的消息？
他既然下狠心想置孫中山于死地，必定是對此人恨入骨髓、全不顧往日并肩作戰(zhàn)的情分，又怎么會提前準(zhǔn)備挽聯(lián)？
即使準(zhǔn)備挽聯(lián)，劉大同原本就寫得一手好字，又何必大費周章找來孫墨佛代筆？
即便以上都沒有第二層含義，他只是不留神說漏了嘴，那他怎么還會在孫墨佛得知此事后，還放其通風(fēng)報信？
無一條經(jīng)得起推敲。
何況劉大同盡管暴躁性急，卻從來都不是頭腦發(fā)熱的糊涂之人。只不過他有自己的道義邏輯，這邏輯，不受內(nèi)斗、南北、分合所挾制。他的忠誠，也從不為了哪個領(lǐng)袖、哪個政黨。
1921年，孫中山又召劉于廣東鮀浦（今汕頭），劉不肯往，寫下了“疏影自橫斜，不肯向人笑”。
而倘若將時間軸拉到50年后，我們將會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大同的國內(nèi)子孫，因其曾與孫中山產(chǎn)生分歧等原因，被株連而遭受迫害。曾孫劉榮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于1979年7月赴京拜謁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不久，宋慶齡辦公室發(fā)專函致天津市革委會，劉氏后人終得平反。
當(dāng)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東京結(jié)婚時，傳聞劉大同還是證婚人。到后來孫、劉二人分道揚鑣，宋身為孫中山夫人兼秘書，在劉大同知情甚至參與的“六一六”兵變中不幸難產(chǎn)。作為受害者，她應(yīng)該是最具有發(fā)言權(quán)者之一。
在詩人臧克家1983年寫給諸城文史委員會的信中提到辛亥革命后,民間曾有“南有孫中山，北有劉大同”之說廣為流傳。
至此，孫文采對我感嘆道：你說歷史它奇妙不奇妙，功過沉浮，它自會有評判的時候。
予為政治革命，垂四十年。其間抄家二次，引渡二次，通緝七次，懸賞逮捕三次，監(jiān)視二次，驅(qū)逐三次，受審十一次…予亡命多年，生死早置度外，此次因被狙，而悟到身心分離法，始之心存救世，身雖沒而靈魂自若，可志也。予當(dāng)與同志及諸弟子，言天變地變，而我之救世主義不變，此予之本性使然，差堪大白于天下也。草草數(shù)語，敬告同仁。
——劉大同《被難自述》
執(zhí)與棄
我走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墓碑之間，時間是亞熱帶溫?zé)岫斓奈绾髢牲c。有寥寥無幾的游客穿梭園內(nèi)。其中穿著妖艷的女子挽著名牌包，一邊湊近了研究林覺民的相貌，一邊對身旁的男人說：他老婆可真命苦，好不容易找了個靚仔老公，還沒過兩天日子，就死翹翹了……
大株遮天的細(xì)葉榕，草坪終年常綠。主道上奔跑嬉戲的小孩、后庭打橋牌的老男老女、蔫蔫沉沉的守園人、遛狗的遛娃的、樹林中偷偷談情的高中生，還有外國青年剛剛在墓前石臺上放下的一枝孤零零的不知名野花。這些碎片構(gòu)成了時空的窄角，一如孫文采和我所竭力拼湊出的劉大同。
在原先正門處豎立著兩排碑刻和石板，我從這頭走到那頭，終于找到了《九哭黃花崗》。
這是劉大同于1919年在白云山館之南軒寫下的長詩，在詩后的小記中，他寫道：“余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自辛亥迄今凡九次，詩十二首。此乃夏歷己未三月二十九日，偕平社同人親臨崗上揮淚奠爵時作也?！?/p>
彼時山上的殘陽頹廢，崗中仿佛能聽見猿猴哀啼。他們澆酒并深深鞠躬，久久無法抬起頭。因懼怕驚擾逝者魂魄，故不敢放聲悲號，臉上卻早已是涕淚交錯。
詩中寫：愧我馬革未裹尸，年逾半百猶流離。
這是劉大同的執(zhí)著。
1919年，時為東三省巡閱使的張作霖派郝某攜款到了廣州，考慮到劉大同對東北極其了解，又是頗有政治主張的“先進(jìn)黨人”，便試圖召他同赴奉天，劉一口拒絕，并賦《梅花吟》（其三十七）曰：“守茲清白，永葆孤芳?！?/p>
1933年，日本以2000萬巨款許劉大同，要求他承認(rèn)“滿洲國”，劉不為所動。
1936年，71歲的劉大同在天津法租界主辦《渤海日報》，大力宣傳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拔靼彩伦儭敝?，蔣下令查封該報館，并派人刺殺劉大同，未遂。
是年11月日寇侵占華北后，駐屯軍司令三番五次派人到劉大同家中軟硬兼施地請他出山任華北自治偽政府主席一職，劉當(dāng)面撕毀委任狀，令日軍大為光火。
11月26日，劉大同遭到狙擊，頭部多處受傷，入院月余。
12月，撰《被難自述》。時年73歲。
到了這時，國父孫文早已西去13年，劉大同不由感嘆，自己竟是尚存于世的“辛亥老黨人”中歲數(shù)最大的一個了。
從1898年到1952年去世，他的革命精神從未挪移。
何為革命精神呢？學(xué)者余英時在《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民主革命論”一章中談到他所認(rèn)為的革命精神，需要有四重特點：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心腸；沖決天羅地網(wǎng)之束縛的不妥協(xié)；“士不可以不弘毅”中的弘毅，即寬廣的胸襟；以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中的張弛有度。
這竟與孫文采所總結(jié)的、劉大同身上所折射出的“完備而系統(tǒng)的革命精神”，不謀而合。
孫文采教授說:你盡力寫吧。不過要切記，每個情節(jié)都得有根有據(jù)、有邏輯可講。他說自己也有作為一個“研究者”的執(zhí)著。
我們針對“如何還原一段歷史”探討許多，繞來繞去，還是回到關(guān)于“真相和幻影”的糾結(jié)中?！爸荒茏畲蟪潭融吔谑聦?，而達(dá)不到完全的?；蛟S所謂真相，也不過只是一個烏托邦。”
但我們都不得不承認(rèn)，這些硬朗歷史中不正統(tǒng)的“人味”，可能才是對世人而言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就好比我在黃花崗所碰見的女人，她并不關(guān)注革命多么擎天撼地，而在乎的是英年早逝的林覺民，他和他妻子所背負(fù)的，作為平凡人那最普通的情債與十字架。所以當(dāng)夜幕降臨的時候，我們決定，要“還原歷史”，更要“還原一個活生生的人”。于是乎，真相中夾雜一丁點幻影，似乎也可以被原諒了。
(感謝孫文采、劉自力、莊鵬、李連科在采訪過程中所提供的大力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