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 號岫廬，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1888年生于上海。辛亥革命后，先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tǒng)府秘書、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1921年后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1946年起任國民政府經(jīng)濟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1948年推行金圓券改革，引發(fā)金融混亂。1951年去臺灣，任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1979年在臺北去世。他主編了《萬有文庫》，發(fā)明四角號碼檢字法，被胡適譽為“有腳的百科全書”
1950年冬天，王云五在香港的公寓聽到“啪”一聲響。他四處察看，發(fā)現(xiàn)窗戶上有個很干凈的小洞。一小顆圓形金屬從書桌下滾出來，那是一顆子彈。
是共產(chǎn)黨派人來暗殺自己？此時他已被中共列入國民黨戰(zhàn)犯名單。他轉(zhuǎn)念又想，子彈只是打到窗戶，一個受過訓練的殺手怎會射得這么不準？也許是國民黨在警告他，不要做騎墻派，如果他不加入任何一邊，他們可以輕易把他從墻頭打下來。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香港待不下去了。
次年1月，王云五即自港飛臺，接受“行政院院長”陳誠的聘請，任“設計委員會設計委員”，重新加入國民黨政府。
此前，他做過大學老師，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總經(jīng)理；做過孫中山的秘書，蔡元培的屬員，蔣介石政府的經(jīng)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
任財政部長期間，他主持的金圓券改革以失敗告終，國統(tǒng)區(qū)經(jīng)濟崩潰。心灰意冷的王云五離開南京，決心退出政壇。
他在香港創(chuàng)辦華國出版社，欲回歸出版業(yè)。
出版社沒經(jīng)營多久，一聲槍響又把他推上到中國政治的現(xiàn)實面前。
1962年，臺北，“行政院”副院長王云五接見第一屆金馬獎得主，左為童星羅宛琳
三個“伯樂”
1906年，王云五18歲，小學文憑都沒有的他受聘為上海中國公學英文老師。
王云五系自學成才。早年因父命輟學當五金店學徒，之后又做洋行倉庫助理、兼職助教、專職教師，其間他一直堅持在各種夜校、補習班和函授課程學習，并大量閱讀各類英文版西學名著。日后他從事出版，頗得益于這種博而不專的知識結(jié)構(gòu)。執(zhí)教中國公學期間，他甚至用3年時間讀完整部共35巨冊的《大英百科全書》。
1908年9月，因不滿校方壓制學生的民主權(quán)利，大多數(shù)學生脫離中國公學，另創(chuàng)新公學，胡適也是這群學生中的一員。
新公學只堅持了一年多便因經(jīng)費拮據(jù)而解散。離開新公學的胡適茫然若失，家中又面臨破產(chǎn)，妹妹和弟弟相繼去世，母親病倒。悲觀頹廢的他終日與朋友吃喝玩樂，“凡諸前此所鄙夷不屑為之事，皆一一為之”（胡適《藏暉室日記》）。
王云五非常關心這位退學的學生。
1910年1月24日，胡適在日記里寫道：“云五先生見訪……先生詢余近況，力勸遷居，實則此間藏垢納污，萬難久處?！?/p>
此后，胡適在王云五的推薦下到華童公學任教，仍經(jīng)常打牌飲酒，游手好閑。王云五勸胡課余翻譯外文小說，賺稿費同時積累學識，他也沒有做到。
這一年，碰上留美賠款官費生選拔的機會，他開始靜心讀書應考，王云五特意為他補習了3個月數(shù)學。
考上留美官費生，是胡適一生中的重要轉(zhuǎn)折點。王云五在適當?shù)臅r機鞭策了這匹千里馬。
1911年，王云五遇到了他自己的伯樂。12月30日晚，孫中山即將往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香山的旅滬人士為他舉辦同鄉(xiāng)會。席間，孫中山與王云五隔座交談，對這位精明干練、學問博雜，又會講英語、國語、粵語和上海話的老鄉(xiāng)很有好感，隨即邀請王來南京相助。
王云五被指派為臨時大總統(tǒng)秘書。任職不到半個月，他就收到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親筆信，要拔擢其入教育部。
原來，王云五入京前，曾根據(jù)自己從教多年的心得，把對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張寫成建議寄給蔡元培。蔡元培讀了信，很欣賞他的見識。
孫中山解職后，王云五隨蔡元培到北京，任教育部專門司第一科科長。后蔡因不滿袁世凱專權(quán)而辭職。王云五在教育部留了一年多后亦辭職。
袁世凱去世后，王云五被任用為三省禁煙特派員。
王云五出身于商人家庭，又親歷過生意場的鍛煉，養(yǎng)成精于計算的品質(zhì)。這次被任用為經(jīng)濟官員，使他對經(jīng)濟運作有了更深的體悟。
但這個職位讓王云五卷入政府與洋商的糾紛，他感到心力交瘁。甫離開這是非之場，他就全心閉戶讀書，其后為一家小型書局主編叢書。
這時，突然有人推薦他去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所長。
這一次，他的伯樂是胡適。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商務印書館面臨日益革新的時局，急需新人幫助它完成由舊向新的過渡。留美歸來的胡適此時已是北京大學教授，因新文化運動而名滿天下。商務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親自來到北京，屢次拜訪胡適，力邀他接替自己任所長。
以商務的盛名，新職位在收入和地位上都不會讓這位北大教授有所委屈。可胡適的志向不在出版。經(jīng)過一個半月的慎重考慮，他向商務高層推薦王云五自代。
胡適給商務印書館的理由是，自己只是個書呆子，不善于應付人際關系，王云五則既有學問，也有辦事能力，比自己強得多。
商務決策層對此頗感詫異，對他們來說，王云五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他們選擇相信胡適的眼光。
1921年9月16日，王云五正式踏入商務印書館的大門。
這位尚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人物，將帶領商務走向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
1962年，臺北，“行政院”副院長王云五接見第一屆金馬獎得主，左為童星羅宛琳
“四百萬”
許多人將王云五一生最重要的功績歸納為“四百萬”，“四”是四角號碼檢字法，“百”是百科全書，“萬”是“萬有文庫”。
實際上，編纂像《大英百科全書》那樣屬于中國的百科全書是王云五的夢想。但編百科全書難度極大，終其一生，王云五也未能做出他理想中的百科全書。而他在編譯所期間出版“萬有文庫”和發(fā)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則給文化界留下兩筆巨大遺產(chǎn)。
“萬有文庫”由多種叢書組成，前后出版兩集共1710種4000冊，內(nèi)容涵蓋國學、漢譯世界名著和各現(xiàn)代學科。王云五的藍圖，是讓無數(shù)套“萬有文庫”化身為無數(shù)個小圖書館，“使散在全國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而且在可能時，還散在許多家庭。”（《岫廬八十自述》）
他的目標實現(xiàn)了。當時各地方圖書館將萬有文庫作為基本庫藏，甚至有許多地方為購置萬有文庫而建立起圖書館，私人藏書家亦紛紛購買。連白崇禧也購置了一套“萬有文庫”，時常閱讀。
1941年，中共欲購閻良人寧毅候家藏的“萬有文庫”送往陜甘寧邊區(qū)，寧毅候無償將全套書用二十多頭騾子送到延安，受到毛澤東贊揚。
四角號碼檢字法是王執(zhí)掌編譯所時的另一項重大成就。
近代以前，漢字檢索主要使用兩種檢字法，一種是許慎編《說文解字》創(chuàng)立的部首檢字法，另一種是清初編《康熙字典》時增加的筆畫檢字法。相比英文以字母為序列的檢索，中文在檢索上費時多且不易確定。
熟悉出版和圖書館的王云五深知，一旦研究出方便快捷的中文檢字法，于國人使用各類工具書及圖書館的編目索引將大有裨益。
經(jīng)過一年多的研究，王云五發(fā)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借助蔡元培、胡適、吳稚暉等人的大力推薦，以及商務印書館強大的品牌與市場力量，四角號碼檢字法很快得到推廣。1928年，國民政府大學院（后改稱教育部）通令全國大中小學校、政府機關、圖書館和出版社使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甚至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的中文圖書檢索，都采用這一檢字法。
在新中國，四角號碼檢字法命運詭異。
“文革”后，四角號碼檢字法口訣的“一橫二垂三點捺”被改成“橫一垂二點捺三”，“叉四插五方塊六”改成“四叉五插六方塊”，以示與“反動分子”王云五劃清界限。然而在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與文化教育部門負責人談話時說：“王云五編的四角號碼字典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一個人有問題，書就不能用了？它總有可取之處嘛！”
1996年，商務出版《現(xiàn)代漢語詞典》修訂本，聲明不再附四角號碼檢字表。它在影響了中國文化半個多世紀后，正式讓位于音序檢字法。
今天，四角號碼檢字法在難字檢索上的優(yōu)勢仍未被超越，它依然是許多人閱讀古籍的必備技能。但大眾對難字接觸少，加上舉國推行普通話拼音，四角號碼檢字法業(yè)已淡出公眾視野。
為國難犧牲，為文化奮斗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商務印書館總廠遭日軍大炮猛轟。29日上午10時，日本戰(zhàn)機向商務所在的閘北區(qū)投擲6枚燃燒彈。2月1日-3日，日軍劫掠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印刷廠、編譯所和研究所，并放火燃燒。
火燒數(shù)日，濃煙蔽天。十里外的法租界，有人親眼目睹空中飄下焦黃的《二十四史》殘頁。
商務變成一片廢墟。有“亞洲第一”之稱的東方圖書館片紙未留，損失中外文藏書46萬冊，其中包括善本古籍35083冊。65歲的商務元老張元濟與同事抱頭痛哭：“工廠、機器、設備都可以重修，唯獨我數(shù)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幾十萬書籍，今日毀于敵人炮火，是無可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p>
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司令鹽澤幸一揚言：“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面對浩劫，時任商務總經(jīng)理的王云五徹夜未眠。他的事務所外，擠滿了要求救濟和詢問將來辦法的人。
王云五自述當時的復雜心情：
“肩負這種責任，可以陷他于極度的危險，使其全家老幼失所依賴。但是他一轉(zhuǎn)念，敵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圖再起；這是一個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會翻身，適足以暴露民族的弱點，自命為文化事業(yè)的機構(gòu)尚且如此，更足為民族之恥?！?/p>
1月31日，商務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王云五作了一個驚人決定：將商務在上海的職工全體解雇。
王云五熟權(quán)利害：上海主要工作場所破壞無遺，讓職工坐食，無異于竭澤而漁；若先行解雇，待復興后至少還有機會重新錄用。
這引起了職工的強烈反對，各部門的工會紛紛抗議。直到半年后商務復業(yè)、過半職工陸續(xù)復工之前，他無時不遭受辱罵和恐嚇。4月8日，王云五的父親逝世，有人勸他趁此機會在家守喪，避過風頭，王云五拒絕：“如果借父喪而避責任，不獨與平素主張不符，且無以對亡父遺教?！?/p>
“南中人來，言先生須發(fā)皆白，而仍不見諒于人，”胡適在北京致信王云五說。
復興工作迅速進行。張元濟、王云五等帶人清理余燼，調(diào)集所有存于銀行的資金，又從各地分館分廠湊集資產(chǎn)，集中這些財力和北京香港兩印刷廠的力量，在租界內(nèi)租屋辦小廠，逐漸恢復生產(chǎn)。王云五又實施他從國外引進的科學管理制度以提高效率。
8月1日，商務印書館正式復業(yè)，并懸掛出王云五擬定的巨幅標語——“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p>
商務重生后，出書規(guī)模和實際資產(chǎn)竟逐漸達到歷史最好水平，遠超“一?二八”以前。
1937年日本制造“八一三”事變，厄運再次降臨。這次商務早有準備。商務印書館將主力分散到長沙、香港、重慶，繼續(xù)履行其出版責任。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淪陷在即，商務又將總部遷往戰(zhàn)時陪都重慶。
王云五是日軍的頭號通緝犯?！耙?二八”前夕和香港淪陷前，日本人兩次搜捕王云五，他都正好不在家。
國難當頭，他兩次死里逃生，又三次拯救商務。
抗戰(zhàn)時期，商務印書館先后出版“大學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還加入到與中華書局的古籍出版之戰(zhàn)中，出版大型古籍叢書“叢書集成”。從這一時期商務出版的新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極有價值的學術名作，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新唯識論》，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錢穆《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
《紐約時報》有一句對王云五的評價，最能概括他在抗戰(zhàn)時期的貢獻：
“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
權(quán)力中心的邊緣人
抗戰(zhàn)時，國民政府成立國民參政會，王云五以無黨派社會賢達的身份被選為參政員。一貫堅持在商言商的他，開始顯露其政治傾向。
第二屆參政會前，中共向國民政府提出皖南事變善后辦法十二條，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未被接受。毛澤東、董必武等7名中共參政員遂缺席大會。
針對此事，王云五在大會發(fā)表意見：“本會參政員出席與否，除病假事假外，不應有其他理由，更不應提出條件?！?/p>
在1944年9月第三屆第三次大會中，王云五被列入由五人組成的延安視察團。10月，王云五以身體不適為由退出視察團。事后他追述道：
“一經(jīng)前往，難免不被（共產(chǎn)黨）作為宣傳之對象，尤以商務印書館舊職工中，在延安占要職者頗不乏人，我若前往，處境更屬微妙，因臨時托病不去?！?/p>
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曾在南京設宴招待王云五。飯前飯后，蔣介石兩次邀請他出任經(jīng)濟部長。蔣謂，為公開政權(quán)，得在全國擴大政府基礎，因此須先有若干黨外人士加入政府，以資提倡。
蔣介石又說，王是“最適于首先加入之人”。
1946年5月，王云五應邀出任經(jīng)濟部部長。
進入派系林立、利益關系盤根錯節(jié)的國民政府，王云五無意爭權(quán)，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視政策為進退的政務官。因此，在那場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金圓券改革中，他的角色更像一個獻策者與執(zhí)行者，而非決策者。
1948年，王云五就任財政部長。這年，城市通貨膨脹嚴重，物價暴漲，王云五可謂臨危受命。八年抗戰(zhàn)，國民黨軍費支出高達國家預算的80%以上，生產(chǎn)停滯，連年入不敷出。加上三年內(nèi)戰(zhàn)，國民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蔣介石急需一種幣制改革方案以渡過眼前危機。
在王云五和央行總裁俞鴻鈞的兩套方案中，蔣選擇了王的方案：發(fā)行金圓券，代替已嚴重貶值的法幣；限期讓持有黃金、白銀和外幣者全部兌換成金圓券；實施物價管制。
事實上，國民政府財政問題的根源是長期入不敷出。一次，蔣介石跟宋子文要錢發(fā)軍餉，宋警告說再溢發(fā)法幣會崩盤，蔣說：“今天發(fā)不出軍餉，明天就會垮，仗打贏了，還有機會，打輸了什么都沒有了！”龐大的軍費支出仍在持續(xù)，新紙幣換舊紙幣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對于物價管制，銀行家張公權(quán)當時便警告過蔣介石：“中國太大，物價無從管起，上海物價如果管制成功，上海會物資缺乏，因為商人會把貨物賣到其他城市?！焙髞?，張公權(quán)的話果然應驗。
蔣介石何嘗不知金圓券治標不治本，他寄希望于經(jīng)濟暫時穩(wěn)定，待軍事勝利，再回頭解決經(jīng)濟問題。軍事和經(jīng)濟，猶如蔣介石心中天平的兩端，王云五則一心撲在其中一端上。與其說王云五主導了一場失敗的經(jīng)濟改革，不如說蔣介石選擇了王為他提供一套賭博工具。
王云五也沒有十足把握，他在談改革動機時說：“那時候我是認為先有外援，才從事于改革。”但美國不愿援助，王云五便寄希望于“先賴自己的力量開始改革，等到有了初步的效果，再爭取外援”。
改革初期，民眾積極兌換金圓券，政府共拿到1.9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匯，物價上漲也得到抑制。
然而，這“初步的效果”只維持了一個多月。
進入10月，開始出現(xiàn)黑市，搶購風潮興起，貨幣日益貶值，物價惡化尤甚。31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改善經(jīng)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放棄物價限制。這一政策變更，宣告金圓券改革徹底失敗。
11月10日，王云五引咎辭職。金圓券一路貶值，至次年6月底累計發(fā)行1303046億元，幾成廢紙。
王云五于1951年重返蔣政府，直到75歲辭去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12年間，他和在大陸時一樣，只是做事。雖在高位，他始終沒有真正進入過國民黨的權(quán)力中心。
1978年3月21日，蔣經(jīng)國站在孫中山畫像前，接過王云五遞來的總統(tǒng)當選證書。同一時期，鄧小平剛剛復出。
兩岸政局都將迎來新的氣象。而這一切，似乎與這位90高齡的老人無關了。
參考文獻：王云五《岫廬八十自述》，王云五《王云五回憶錄》，王泰瑛《烽火?亂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云五專題研究》，金炳亮《文化奇人——王云五》，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胡適《四十自述》，俞曉群《一位備受爭議的文化奇人王云五》，沈昌文《對王云五應重新認識》，董婷婷《被毀的東方圖書館》，肖民《錢穆與商務印書館》，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fā)生、善后及結(jié)果》，費雪《大歷史中的金圓券》，范泓《1948年：“金圓券風潮”及其他》，楊天石《蔣經(jīng)國“打虎”為何失敗》，武之璋《國民黨敗局與蔣經(jīng)國“打虎”失敗無關》，閻良區(qū)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閻良區(qū)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