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是當今最有國際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前幾年曾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資深副行長,成為首位在國際金融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他也是在國外經濟學雜志發(fā)表論文最多的中國經濟學家。
第一次和老林見面是在1993年前后。他到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經濟系來做短期訪問。我在周其仁那里遇到他,他們是老同事。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壯,笑容可掬,操一口有濃重臺灣口音的普通話。那次見面印象不深,事后才聽說他的傳奇經歷。林毅夫是臺灣宜蘭人,幼時家境貧苦,但他聰穎勤奮,讀書成績一直很好,1971年考入臺大。不久主動要求投筆從戎,入陸軍軍官學校。1975年又以軍職身份進入政治大學企業(yè)管理研究所就讀。1978年畢業(yè)后返回軍中,次年2月被派往金門擔任只有最優(yōu)秀的基層軍官才能出任馬山連連長。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從金門泅海到廈門。熟識之后,我曾問過老林為什么會萌發(fā)投奔大陸的念頭。他說,在宜蘭上學時深受一位北大畢業(yè)的歷史老師的影響,樹立起大中國情懷,立志做一份事業(yè)為十億人謀福祉。但兩岸分離的現(xiàn)實使他無法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這種無奈逐漸轉化為決心,最后毅然泅過臺灣海峽。
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西奧多·舒爾茨到訪北大并演講,林毅夫給他做翻譯。舒爾茨對他非常贊賞,回美國后不久,正式推薦他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1982年,林毅夫到芝加哥大學師從舒爾茨,學習農業(yè)經濟。次年,他的妻子陳云英帶著6歲的兒子和4歲的女兒,從臺灣輾轉到達美國和老林團聚。1986年,林毅夫取得了經濟系博士學位,次年攜妻兒回國,在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任副所長。他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海歸”經濟學博士,并帶回了整整30箱西方經濟學術資料。1993年,林毅夫升任北京大學教授。
再次和林毅夫相遇是剛到香港不久。有一次,其仁來香港,和在港的九號院老同事聚會,邀我一起去參加,老林也在座。這才知道他每年一半時間在北大,一半時間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書。此時,林毅夫已經憑借《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yè)危機》和《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yè)增長》兩篇論文,奠定了在國際農業(yè)經濟學和發(fā)展經濟學的地位,成為少數(shù)能在國際頂級經濟學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的華人學者。我當時在《亞洲周刊》工作,就約他做一次訪談。那次在老林的港科大辦公室里談得很愉快,他為人謙和誠懇,沒有一點名人架子,說完自己的觀點,總會停下來問我對此有什么看法。采訪變成了朋友之間的對話。
此后,我們的來往就十分頻繁。每次從北京到香港來授課,他都會約我見面聊天,一邊喝咖啡,一邊交換對各種問題的看法。那時,他和多位海外留學歸來的經濟學人創(chuàng)建了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有一次,他來找我說,加入中心的海外學人越來越多,學校答應把朗潤園內一處叫“致福軒”的院落撥給他們使用。但那是一排坍塌的古屋,修復需要巨資,他要負責籌款。知道我交游廣闊,想讓我?guī)兔δ伎?。我說,弄點小錢也許還有辦法,但那么大筆的錢得另謀良策。我給他出主意說,我可以動用香港傳媒界的人脈先幫你們在報刊上造輿論,然后你去找香港北大同學會,他們會比較熱心幫你們找到捐款人。老林聽了很高興,我也盡力聯(lián)絡了《明報》、《信報》、《經濟日報》和《文匯報》等幾家報紙的朋友,但不知道這有沒有幫上老林。
后來,北大中國經濟中心的工作越來越忙,林毅夫辭去了港科大的教職,我們見面的機會就不多了。1999年的某個周末,他在香港打電話約我見面。我問他晚上想不想跟我一起去見南懷瑾先生,他愉快地答應了。在懷師那里,他遇見了當年的老師、臺灣政大企管所所長陳定國博士。分別二十多年,恍如隔世,兩人重逢不勝唏噓。
2002年5月,我在香港銅鑼灣街上偶遇林毅夫。他說,父親剛去世,臺灣當局已經同意他回去奔喪,準備采買一些贈送親友的禮品。老林回鄉(xiāng)心切,沒有多話,寒暄幾句后,我們就告別了。后來才知道,由于軍方阻攔,林毅夫仍然未能順利返臺,只能由妻子赴臺代其追悼,他則在朗潤園設靈堂遙祭先父。林毅夫離開臺灣已有35年了,再也沒有踏上過故鄉(xiāng)的土地。我這個海外游子能理解他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