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學長，不小心丟了移動硬盤，里面裝著他十年來的文稿，包括從未發(fā)表過的散文、小說、詩歌等，不下數(shù)十萬字。如果初時“狡兔三窟”，弄多幾個移動硬盤，未必不能避免這樣的悲劇。不過在沒有電腦、移動硬盤的時代，尤其是在亂世，那些弄丟文稿的人就沒這么幸運了。
明末有個學者，姓名跟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有微妙聯(lián)系，因為他叫談遷。似乎冥冥中有注定，談遷正好也是位史學家。
明亡后，談遷一直以遺民自居。由于身歷漢胡兩朝，故對人世更迭、夷夏之辨的認識尤為深刻。談遷感于“國滅而史亦隨滅”，覺得世間悲痛無有過于此者，遂以明十五朝實錄為底，秉筆憤書，終于寫成一部編年體明史：《國榷》。
《國榷》寫作耗時二十多年，長達百余卷四百多萬字，堪稱煌煌巨著，談遷一生志業(yè)盡在于此，藉此寄托亡國之思。不幸的是，書稿還未出版就被小偷盜去了，再找不回來。
這時的談遷已五十多歲，距他逝世還有十年左右。值此年老體衰之際，一生心血付諸東流，此時他的心境如何，可想而知。但談遷接下來的舉動令人肅然起敬。他沉痛嘆道：“我的手還在?。ㄟ€能寫字），難道就這么算了？”無多感慨，立即開始重寫此書。新的《國榷》完稿后，談遷曾北走昌平，到明崇禎帝的陵墓前痛哭一場，不久便過世了。
無獨有偶，近代又有一位史學大師，在國運飄搖之際遺失了重要的書稿。他即是錢穆先生。
抗戰(zhàn)時期，蔣介石有意提倡宋明理學，遂命國立編譯館主持宋元明清四朝學案簡編，將《清儒學案》一書的編撰托付給錢先生。因?qū)懽鲿r限、篇幅長短、全書體裁等均有要求，錢受命后不愿敷衍了事，故博收廣蓄、精讀冥思，日夜專力于此，下筆每有愜意之處。
其時另一位史學大師，錢先生的前輩柳詒徵先生，作為該書的審稿人。在審閱《清儒學案》的文稿時，柳詒徵先生認為它“體裁宏峻，抉擇精嚴”，當為傳世名著。這樣的評價，足見此書之珍貴。
書稿成文后，約四五十萬字，每一字均由錢先生親筆謄抄。因時局維艱，生活清苦，未能雇人另謄副本?？箲?zhàn)末期，稿子還未排印，正全稿裝箱，由江輪運往南京。不料行船時，有貨物墜入長江，未及撈取。這部書稿正在其中。
后來錢先生曾起意重寫是書，卻發(fā)現(xiàn)自己再無那樣的精力和興趣了，遂作罷。所以在錢先生的全集里，并沒有此書的身影，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