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南非舉行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后的第一次民主選舉，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這一歷史盛事時，幾千公里外的盧旺達，卻發(fā)生了一場種族大屠殺。從4月6日至6月中旬的100天里，胡圖族對圖西族及胡圖族溫和派進行了種族滅絕，全國共有80-100萬人死在了彎刀、鋤頭、棍棒和火器之下，占當時總人口的20%以上。
這是繼1970年代紅色高棉政權在柬埔寨大開殺戒之后，全世界最駭人聽聞的屠殺，其殺人的速度數(shù)倍于納粹用毒氣殘殺猶太人的速度。然而在事件發(fā)生之后的很長時間里，人們對此一直所知不多，甚至連是否發(fā)生過種族屠殺都有爭議。直到2004年反映這段歷史的電影《盧旺達飯店》獲得奧斯卡獎之后，世人才如夢初醒。
現(xiàn)代的心理學和政治學研究，已經證明普通人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下也會變身為殺人不眨眼的魔鬼。除此之外，盧旺達大屠殺的發(fā)生，根源首先是盧旺達國內延綿幾個世紀的種族矛盾。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盧旺達一直是少數(shù)人統(tǒng)治多數(shù)人，僅占人口10%-15%的圖西族是統(tǒng)治階級，88%的政府官員都是圖西族人，并擁有絕大部分可耕地。而因為圖西人個子較高，外貌特征比較接近西方人，無論是法國還是比利時殖民者，對他們人似乎也更為青睞。1962年盧旺達宣布獨立后，政權交給了占多數(shù)人口的胡圖族，胡圖人為主的盧旺達政府反過來對圖西族實行種族歧視政策。在大屠殺前的3年里，國家控制的媒體甚至把圖西族人視為國家的敵人，大力加以撻伐和煽動，甚至公開宣布須被處決的名單。
1994年4月6日，載著盧旺達總統(tǒng)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和布隆迪總統(tǒng)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的飛機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附近被擊落，兩位總統(tǒng)同時罹難。事件至今是個謎，但胡圖族高層立即將事件歸咎于圖西人。在《盧旺達飯店》里，主角保羅一家和鄰居們一起聽到了這段恐怖的廣播：“我們偉大的總統(tǒng)，被圖西族蟑螂謀殺了！算賬的時候到了，優(yōu)秀的盧旺達胡圖族人，我們必須砍倒高樹！現(xiàn)在就砍倒高樹！”高樹就是身材較高的圖西人。為了達到族裔凈化的目的，妖魔化、標簽化對方，把他們說成是非人類的、骯臟的、帶有某種疾病的，等等。這往往是政治性大屠殺之前司空見慣的意識形態(tài)洗腦。
而在長達100天的時間里，外部世界和聯(lián)合國竟然沒能出手制止這場悲劇，其后的國際政治博弈同樣發(fā)人深思。時任聯(lián)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司令羅密歐·達賴爾說，只需四五千名有戰(zhàn)斗力的士兵，就能控制住大屠殺。但進行武力干涉的聯(lián)合國決議遲遲不能出臺，當時策劃和執(zhí)行屠殺的盧旺達政府本身就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成員，壓根就否認有大屠殺的事情；美英則由于索馬里維和行動的慘敗而無力再陷泥潭。等聯(lián)合國總部的外交家們辯論結束，在6月22日艱難地達成一致時，大屠殺也基本結束了。而因為沒有及時出手相救產生的愧疚感，成了幾年后西方在前南斯拉夫甩開聯(lián)合國行動的心理根源，也讓“人權大于主權”的理念開始大行其道。
2003年，聯(lián)合國將每年的4月7日定為“反思盧旺達大屠殺國際日”，并于一年后在坦桑尼亞的阿魯沙成立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審判高級政府官員或軍人，后來有6名嫌疑犯被判25年到終身監(jiān)禁。盧旺達政府則負責審判較低層級的官員或平民。
但由于該國司法體系非常薄弱，政府沒有充足的法官、法庭及律師處理相關案件。幸存者指出，有些罪犯沒有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被釋放后還會報復證人。而被釋放的罪犯則抱怨一些幸存者夸大了自己的損失程度。幸存者與殺戮者都對政府的做法不滿，盧旺達的種族矛盾其實仍然存在和發(fā)酵。
塞內斯提?巴戈蘇拿 Theoneste Bagosora
“盧旺達屠夫”被判終身監(jiān)禁
2008年12月18日，聯(lián)合國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裁定盧旺達高級軍官塞內斯提·巴戈蘇拿策劃盧旺達大屠殺罪名成立，判處他終身監(jiān)禁。聯(lián)合國稱，盧旺達大屠殺是盧旺達政府和執(zhí)政黨高級官員精心策劃參與的，這些人在大屠殺開始前就制定了一份針對圖西族和反對派領導人的暗殺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