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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a Woolf)向自己承諾,如果她的小說《奧蘭多》能掙到錢,她將為自己創(chuàng)造一間房間?!秺W蘭多》比她之前所有書的銷量都要好,在出版后的半年內就賣出了八千多冊。于是,1928年的冬天,她和建筑師喬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在修士之屋(Monk’s House)的閣樓上設計起了她工作室的草圖。
修士之屋坐落在英國薩塞克斯偏遠的羅德梅爾村(Rodmell)。雖然距倫敦僅47英里,可即使在今天,抵達那里仍然得費一番功夫。從倫敦市中心的帕丁頓火車站出發(fā),乘坐火車一路向南,一個半小時后,我在一片田野間下車了。沿著鄉(xiāng)村小道跨過烏斯河,遙望著油菜花田和蒲葦,繼續(xù)徒步20分鐘才抵達羅德梅爾。一個世紀前,弗吉尼亞往返倫敦,走的也是這條路。
1919年,弗吉尼亞和倫納德·伍爾夫(Leonard Woolf)買下了修士之屋。在之前的九年里,弗吉尼亞已經在這片地區(qū)搬過幾次家了。從年少起,她就時有精神崩潰的情況發(fā)生。1910年的一次崩潰發(fā)作后,她越來越被薩塞克斯的自然和寧靜所吸引,想要在那里更長久地待下去。那時,她曾沮喪地給姐姐瓦妮莎·貝爾(Vanessa Bell)寫信:“我沒法寫作,所有的魔鬼都來了——毛茸茸的黑色魔鬼。29歲了,還沒有結婚——一個失敗者——沒有孩子——還神經失常,也沒能成為一個作家?!?/p>
1912年,弗吉尼亞與倫納德結婚。修士之屋一開始并沒有被伍爾夫夫婦相中。這是一棟狹長的房子,房間都太小,也沒有浴缸,或者熱水,或者像樣的廚房。但是后院的丘陵開滿了鮮花,還有許許多多的果樹,這讓弗吉尼亞十分著迷。而且自從他們搬進這棟房子以后,或許是飽受戰(zhàn)爭和精神疾病的雙重折磨,她覺得遠離倫敦的生活不被打擾,更自在。也正是在這里,她全然投入到關于現代生活和女性主義的思考與寫作中。
幾乎是走到村莊的盡頭,便能遇到修士之屋那不起眼的矮柵欄。繞到房子的前院,走下臺階,來到客廳,這里就像弗吉尼亞的侄女安潔麗卡·格蘭特(Angelica Grant)形容的那樣,“一腳踏進了一艘船里似的。”在陰天的下午,低矮的客廳亮了一盞落地燈,光線昏沉。不過,墻壁的薄荷綠色顯得空間有種明亮的流動性,使人仿佛置身水底。這是弗吉尼亞引以為傲的杰作,她幾乎承包了屋里的粉刷活計。姐姐瓦妮莎和畫家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則負責用畫筆裝扮房間。在一樓隨處走動,會發(fā)現壁爐、各種椅子和罐子上都繪有豐富的顏色和活潑的線條。弗吉尼亞曾評價瓦妮莎的藝術有種“不可侵犯的沉靜”(inviolable reticence),這一點充分體現在了修士之屋的裝飾上??蛷d和餐廳走廊的墻上都掛著許多瓦妮莎的畫作,其中一張是為弗吉尼亞畫的肖像。畫中的弗吉尼亞30歲,坐在一本攤開的書面前,神情看起來溫柔而憂郁,整幅畫的色彩也很柔和。總的來說,房屋里現代主義的基調使人很難一下子想起,其實弗吉尼亞出生于古典的維多利亞時代。
“我們這一代人與之前的幾代人明顯地斷開了……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作家們從來沒有像這樣如此專注于描寫將他們與過去割裂的變化,而非他們與過去的聯系?!?927年,弗吉尼亞在散文《如何打動一個當代人》(How It Strike a Contemporary)里寫道。這種理念也貫穿了她的日常和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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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士之屋度過的20年里,弗吉尼亞都對擴建和翻新住所有著持續(xù)的熱情,這種熱情也給了她很大的寫作動力。1929年,她出版了《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書中談論了她對女性獨立和女性權利的看法。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句話是:“女人想要寫小說,她就必須有錢,還得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錢呢,要年入五百磅,房間呢,還要能上鎖?!?/p>
或許每個經歷過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都會贊同,想要有錢并且有屬于自己的房間,是一件多么困難甚至罕見的事。弗吉尼亞出生于維多利亞時期的尾聲,作為中上階層的女兒,她從小能夠像男性一樣接受全面教育,但上的是家教。成年后,她可以去工作,但職業(yè)選擇一般只有家庭教師,收入微薄。
弗吉尼亞對擁有一間獨立房間的渴望可以追溯到她出生時。22歲前,她一直住在倫敦海德公園門22號。盡管很多同代人回憶稱,這棟聯排別墅內有著和諧的深藍色裝修風格,但在弗吉尼亞和瓦妮莎的印象中,那里壓抑又沉悶,堆滿了陳舊的家具,最主要的是充滿了各種繁瑣的陳規(guī)舊俗。比如每天必須喝下午茶,晚餐需要正裝出席。當然,在這間最多時容納了八個孩子的建筑里,也沒有可以獨處的地方。弗吉尼亞曾明確表示,海德公園的一切是一種令人厭惡的生活方式,這些陰郁的回憶也被她多次寫進《到燈塔去》《歲月》等小說里。
1904年,弗吉尼亞姐妹倆在雙親陸續(xù)去世后搬到了戈登廣場46號。她們選擇了同階層家庭很少會考慮的布魯姆斯伯里地區(qū)。不同于肯辛頓富人區(qū),這里匯集了各階層和人種的居民,也總是能第一時間體驗到倫敦新鮮的事物。這是她們與過去完全決裂的開端?!皼]有人住在布魯姆斯伯里,這是那里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即使有可能很容易就認識的熟人,那也是我們的長輩?!?951年,瓦妮莎回憶道。她們可以選擇喝咖啡而不是喝茶,可以吃飯時不用餐巾。當弗吉尼亞為《衛(wèi)報》撰寫文學評論時,她能坐在自己頂樓的臥室里。
這些生活細節(jié)上的解放使得弗吉尼亞欣喜不已。此外,在那段一戰(zhàn)前的和平時期,英國的文學和藝術的現代運動也正在悄然興起。投身現代繪畫的瓦妮莎建立了“星期五俱樂部”,戈登廣場46號的沙龍總是能吸引福斯特(E·M·福斯特)和羅杰·弗萊(Roger Fry)等作家、學者和藝術家。這些人不僅討論文學和藝術,還有如何建立新的生活秩序。他們決心擺脫維多利亞社會的標準,用開放、自由的方式來關心室內生活和人際關系。有關這種波西米亞精神,弗吉尼亞之后寫道,“毫無疑問,我們幾乎將生活完全過成了另一個樣。我們的父輩只會對這種生活不以為然……但我們其實掌握了生活的藝術,并且覺得它非常迷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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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弗吉尼亞登上了《時尚》(Vogue)雜志的名人堂提名榜,并為此拍攝了一組照片。她身穿母親茱莉亞的裙子,側著臉,出神地望向遠處。這件裙子是上個世紀流行的款式,領口鑲有白色蕾絲邊,裙擺堆起層層褶皺。弗吉尼亞仿佛透過自己的姿態(tài)在說,她遠離了維多利亞時代,正興致勃勃地面向未來。在關于她的介紹里,雜志提到,這是“一位有著散文風格的出版商”,“在有些知名批評家看來,她是年輕一代最有才華的小說家。她與丈夫一同經營著霍加斯出版社?!?/p>
此時,弗吉尼亞已經有兩部自己的小說出版,她和倫納德的出版事業(yè)也步入了正軌。他們曾為印刷的第一本書25磅都沒掙到而苦惱,也曾在一戰(zhàn)空襲時躲在霍加斯宅廚房的桌子下面。弗吉尼亞曾在抑郁和躁狂之間搖擺,經常不認識倫納德,現在也康復了。一切總算好轉起來。
伍爾夫夫婦有時待在倫敦城中心塔維斯托克廣場52號,即霍加斯出版社的辦公室。在那里,弗吉尼亞通常會坐在一把舊扶椅上修改她的書籍。當他們回到修士之屋時,她會早上寫作,下午校對或散步,晚上閱讀。有別于簡·奧斯汀,甚至一些同輩女作家,她不寫與父母輩有關的過去,更加堅定地僅專心書寫眼前的這個時代。
接下來的這一年,修士之屋發(fā)生了不小的變化。弗吉尼亞在日記里寫,她要掙到300磅,改善房屋狀況。很快,《達維洛夫人》和《普通讀者》帶來的收入使得整個屋子通了熱水,廚房后面也安裝了一個小淋浴間。T·S·艾略特(T.S. Eliot)等作家因此得以在這里暢聊、過夜。弗吉尼亞開始在清晨沐浴時大聲朗讀她前天晚上想到的片段——如今,這片兩平米的淋浴區(qū)仍被保留著。
更令人振奮的是,在《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出版后,弗吉尼亞最終擁有了兩間自己的房間。一間是位于后院的工作室,一間是在主建筑旁邊擴建的臥室。
“我在自己空氣清新的房間里入睡。清晨,如果我沒有拉上窗簾,那照在蘋果樹和蘆筍上的陽光便會喚醒我。”她寫道。她的臥室非常簡單,只有一張單人床、一把扶椅、一張可以擺放茶杯和早飯的床頭桌。早上,她會在床上寫作一會兒,或者如果心情不好就一直待在屋內。
從她的臥室可以直接走進花園。走過玉蘭樹、無花果樹和茂盛的郁金香,便會來到緊挨著圣彼得教堂的工作室。房間的正中央是一張寬大的木桌,桌子后面擺著一臺打字機。從她的書桌向窗外看去,外面是兩棵高得醒目的榆樹、倫納德挖建的小魚塘,還有綠茵茵的廣袤丘陵。
工作之余,弗吉尼亞經常步行或者騎車六英里去拜訪查爾斯頓(Charleston),也就是瓦妮莎的房子。查爾斯頓的每個角落都被瓦妮莎和鄧肯涂滿了不同顏色,室內也經常一片混亂,沒有完成的藝術品到處亂扔,與修士之屋的肅靜氣氛截然不同。
深受姐姐和鄧肯的影響,弗吉尼亞越來越被放松和自由吸引。也因倫敦不利于她的精神狀況,四十多歲起,她開始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修士之屋。她喜歡圍在壁爐邊讀書,要么外出做自然筆記。她喜歡上了動手創(chuàng)造,比如烹飪,甚至還給自己做了一張寫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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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爭又來了。在倫敦,四處在挖壕溝,空襲非常頻繁。1940年,塔維斯托克廣場52號和瓦妮莎的畫室都被徹底炸毀。伍爾夫夫婦將出版社的物品轉移到了修士之屋,不再到倫敦去。
然而,修士之屋的日子也變得很不安寧。轟炸機總是從他們頭頂低飛過去。有一天,炸彈落在了房屋附近,發(fā)出巨響。還有一次,烏斯河的河堤被炸毀了。弗吉尼亞記錄道,“德國人已經侵占了我傍晚的散步?!?/p>
這是她第二次經歷戰(zhàn)爭,她覺得自己還可以專注于個人生活的意義。她去參加村里的消防演習,并仍每天去工作室寫小說《幕間》。同時,她還想寫關于女性與和平的文章,以及仆人梅布爾和她在倫敦的地下生活?!袄虾熌?,我發(fā)現自己可以活在當下這一時刻,這很好,為什么要浪費一刻鐘去懊悔、嫉妒或憂慮呢?”她在給作曲家埃塞爾·史密斯(Ethel Smyth)的信中寫道。
但等待她的卻是人生中最嚴重的抑郁低谷。1941年3月28日上午,她給倫納德和瓦妮莎分別留下遺書,在外套口袋里裝了一塊大石頭,然后走向了烏斯河。
當我離開修士之屋時,我決定沿著弗吉尼亞生前經常散步的路線重返車站。天空依舊陰沉,還下起了小雨。我遇到了羅德梅爾村出門遛狗的一對夫婦。腳下的路變得十分泥濘。我們在黃色的蒲葦之間穿行,遠遠地能望到牧場上還沒去避雨的羊群。
“很多人都從倫敦過來看伍爾夫故居。在我們村,關于伍爾夫的議論一直紛爭不斷。有人說她是糟糕的女性,有人說她是偉大的女性,你覺得呢?”這對夫婦當中的老婦人問我。
我沒有回答她,而是與她一同沿著蜿蜒的烏斯河繼續(xù)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