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川藤永繪《朝鮮通信使來朝圖》，描繪朝鮮通信使覲見過將軍后返回使館的情景。除向中國朝貢外，朝鮮還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并在釜山等地開設倭館，供日商居住（神戶市立博物館藏/圖）
1990年，在北京舉辦的亞運會開幕式上，歌手韋唯演唱的《亞洲雄風》讓“亞洲”成為一代中國人對世界的一種想象方式。出生于北京的中學生宋念申與同學們一起參加了亞運會的開幕式表演，年輕的學生們手里翻著彩色紙板，跟隨指令組成各種各樣的圖案，不同的國家隊從他們眼前一個接一個地走過。
那時，一個充滿想象力的廣闊世界正隨著“擁抱亞洲”的口號向中國人敞開。人們對世界的想象是，首先擁抱亞洲，再沖出亞洲，攜手共創(chuàng)“地球村”。
“亞洲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沒有絕對中心的多元性空間，同時它又是開放的，亞洲在不停吸納周邊或者世界的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文明哪有純粹的？”宋念申說。他現(xiàn)在是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
2021年，宋念申辭去了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的教職，回到清華大學任教。面對西方現(xiàn)代性帶來的種種困境，他力圖從區(qū)域的視野里重新理解中國近現(xiàn)代史。
在2018年出版的《發(fā)現(xiàn)東亞》里，宋念申反思19世紀以來用否定性論述讀解東亞近代史的定式，有意引導對歐洲中心主義范式的多重批判；而在2024年出版的《制造亞洲》里，他從古地圖入手，反思“西方‘發(fā)現(xiàn)—占有—殖民—發(fā)展’其他地方”的殖民現(xiàn)代性敘述。
“現(xiàn)代教育是在一條線性史觀安排下進行的，這造成我們看待歷史不由自主會帶上線性發(fā)展的視角，”宋念申說，“我不是說線性的時間觀一定是錯的，而是要意識到這不是唯一的，應該容納其他不同的想象時間的方式?！?/p>
宋念申（受訪者提供/圖）
躲不過的歐洲現(xiàn)代參照系？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在美國教授東亞史，東亞研究或亞洲研究在美國學術界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宋念申：從學科角度講，“東亞研究”在美國是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規(guī)模較大的研究型大學都會有東亞系。不過我受的是歷史學的訓練、教的也是歷史。歷史學中的東亞史，與東亞研究既有重疊也有不同。大體上來講，東亞系更偏重中日韓三國的語言文字及古代歷史，而歷史系中的東亞史訓練更偏重近現(xiàn)代史。當然這種區(qū)別并不是絕對的。北美或歐洲的東亞史也好、東亞研究也好，和在中國學歷史是不一樣的。訓練方式、學科意識和理論假設有非常大的差異。
在今天，兩邊的視角、方法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互相借鑒，中國史學界在回應歐美史學界提出的問題；同時，也有很多歐美學者開始自覺引入中國學者的代表性觀點和理論。
南方人物周刊：在歐洲通過“地理大發(fā)現(xiàn)”尋路亞洲后，“亞洲”成了歐洲人反觀自身的鏡像。許多歐洲人跑到亞洲（比如印度、尼泊爾），到被視為“非現(xiàn)代”、“欠發(fā)達”的亞洲地區(qū)尋找精神慰藉。
宋念申：這種不對稱關系不光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存在，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存在。比如我們大城市的中產，也一樣向往去偏遠地區(qū)來逃避焦慮的現(xiàn)代生活，賦予這些邊緣地方一種浪漫化的想象。我在書里提到，歐洲以非歐世界為鏡像，來塑造自己的身份。亞洲對歐洲而言是一個“反題”，有的時候，亞洲被用來反襯歐洲的先進和文明；而當這個文明出現(xiàn)種種病癥的時候，亞洲就會被用來當作文明之病的解藥。無論是哪種情況，亞洲都成了歐洲確立自身的參照物。
南方人物周刊：在《發(fā)現(xiàn)東亞》的代序里，你提到要重新審視過去的“東亞想象”，比如自19世紀晚期以來，否定性論述是一種解讀東亞歷史、特別是近代歷史的普遍方法。在你看來，既往對東亞的想象和認知出現(xiàn)了怎樣的問題，而基于這些視角我們的東亞研究出現(xiàn)了怎樣的局限和困境？
宋念申：其實在史學界還好，尤其是在歐美的史學界，這套史觀已經被批判了快40年甚至更長時間。嚴肅的歷史學家對所謂“現(xiàn)代化”邏輯基本采取批判態(tài)度。但中國由于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曾長期處于比較邊緣的位置，一直有種“追趕”心理，總說要“融入世界”。在很長時間內，我們都把歐美發(fā)達經濟體、政治體當作模板，對“現(xiàn)代化”邏輯不太有反思的自覺。直到這套邏輯出現(xiàn)大的危機后，很多人才意識到里面存在問題。
以前我們的自我認定是：在人類普遍發(fā)展階段中，我們處于比較落后或者中間位置，不是最落后的，但肯定不是最先進的。而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國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落后國家了，與四五十年前顯然不同，中國越來越走到前臺，世界也越來越期待中國提出自己對世界的構想。這個時候，不能再堅持本質上是殖民主義式的西方現(xiàn)代化邏輯。
南方人物周刊：以東亞他國為參考系，有一種思考方式是將中日韓視為彼此的昨天和明天，這種在一個時間線性鏈條上安置東亞三國的思考方式，有哪些問題？
宋念申：把不同的地域排列在一個直線的線性發(fā)展觀上，這是一種很現(xiàn)代的認知歷史的方式。東亞古代的儒家士人不是這么理解歷史的，他們會追溯“三代之治”，認為歷史的目標應該是回到過去。南亞的佛教、印度教則信奉一種循環(huán)的時間觀。這些觀念，在近代時間觀的沖擊下逐漸被拋棄了。而作為替代的發(fā)展主義的史觀，認為人類都是從野蠻走向文明、從落后走向先進、從封閉走向啟蒙。這套敘述其實是很晚近才出現(xiàn)的，它隨著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的興起而確立，又隨著殖民擴張到了非歐洲地區(qū)，被本地的知識分子接受。
現(xiàn)代歷史教育大多倡導線性史觀，造成了我們看待歷史都帶上了發(fā)展主義的視角，我們會不由自主地說這個地方很“落后”、那個地方“待開發(fā)”……這些帶有時間性的描述，背后都是史觀的反映。它是有價值指向的，即未來一定比過去好，或者是未來應該比過去好。而如果我們的現(xiàn)實沒有按這套邏輯走的話，一定是走錯了，需要被糾正。這樣一套想象時間的方式非常頑固。我不是說線性的時間觀一定是錯的，而是說這不應是唯一的時間觀，應該容納其他不同的想象時間的方式。
南方人物周刊：《制造亞洲》反思了西方“發(fā)現(xiàn)—占有—殖民—發(fā)展”其他地方的殖民現(xiàn)代性敘述，與此同時，你在《發(fā)現(xiàn)東亞》中也回應了以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構建的中國近代史觀。要怎么找到重新理解中國近代的方法？
宋念申：首先要明白我們?yōu)槭裁匆匦吕斫庵袊臍v史？今天的世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要求我們提出新的愿景，也使我們對過去產生了新的認知。打個比方說，要寫一部全球經濟史，17世紀的人寫的，與1840或是1945年的人寫的，肯定不一樣。在2024年去寫，又會是另外一番論述。因為歷史的行動者總在變化，一旦觀察和解釋的主要對象變化了，歷史敘述的主軸就變化了。
今天如何重新理解中國的近代？大家很容易說，我們要反思、拋棄西方中心主義。那么拋棄之后呢？是不是塑造一個中國中心來代替西方呢？我認為恰恰不能如此，因為它強化了中心主義的邏輯。西方中心主義的要害絕對不是它以西方為中心，而在于它建立了一套中心主義敘事，并且將整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都套用一個模式。
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是歐洲、東亞、南亞，還是非洲、美洲，它們都是多元現(xiàn)代性的組成部分。圍繞任何地域、人群都可以建立一套全球性的敘事。找到重新理解中國近代的方法，也許就是把中國的近代化歷程納入到全球現(xiàn)代化的背景中，通過多層面的比較來認知——既不排斥西方，也不把西方當作唯一的參照物。
《坤輿萬國全圖》（摹本）?！独ぽ浫f國全圖》是利瑪竇和李之藻合作繪制的世界地圖，是中國最早的彩繪世界地圖
“天下的邊界在哪里，可能古人并不關心”
南方人物周刊：吸引你通過地圖來進入亞洲問題的契機是什么？古地圖與我們今天的地圖有什么區(qū)別，代表了古人怎樣的空間理解和想象？
宋念申：在美國教授東亞史的時候，想解決學生無法閱讀原始文獻的問題，于是我設計了一門課，用地圖（包括東亞和歐洲的地圖）來展現(xiàn)東亞概念是如何通過制圖術構建出來的。
其實我們的空間經驗，也是被現(xiàn)代性固化的概念，而且它和時間概念是一體的，反思時間概念，就不得不反思空間概念。
古人的地圖和今天科學化的標準地圖很不一樣。他們會在地圖里表達很多歷時的、動態(tài)的東西。古代地圖類型太多了，很難找到一種統(tǒng)一的解釋模式。比如傳統(tǒng)儒家是用天圓地方的概念去描畫平面的大地，以及上面的政治沿革；佛教地圖則表達由須彌山、大海及四大部洲組成的立體世界；道家的山川圖則關注肉眼看不到的地脈、氣運等等。古地圖太豐富了，不存在單一的讀圖方式。
這種多元的制圖，到了現(xiàn)代以后，被一套科學主義的測繪方法，統(tǒng)一到單一的觀看方式之中，也就是我們熟悉的由比例尺、經緯度、圖標符號這些基本要素組成的標準地圖：世界像一個由國家組成的拼圖，國家間有明確的邊界線，國家內部則是一個無差別的實體。這造成我們對古地圖的閱讀方式也變得很單一，似乎只有符合近代科學意義上的“準確”才是好地圖。我寫這本書也是想告訴大家，人們看待空間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并非要固定在一種方式里，反而是現(xiàn)代科學測繪的制圖學，把我們對空間的想象固化成了單一的模式，這需要反思。
北京，觀眾在古代中國基本陳列展外參觀巨大的中國歷史地圖演變LED屏（視覺中國/圖）
南方人物周刊：比如說，我們現(xiàn)在想象中國的中心，一定是北京、上海這幾個地方，但古人可能不會有這樣的體認，他可能就覺得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心。我今年年初去福建安溪縣采訪，他們有很多僑民出去，每到重大節(jié)日又會回來。有位采訪對象說，我們這個小縣城安溪，它也可以是這個世界的中心，“地球是圓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成為自己的中心?！?/span>
宋念申：受過教育的人會想象北京是國家的中心，因為我們理解的國家基本都是民族國家，每個國家有一個首都，這個首都是所有生活在這個國家里的人都明確認定的中心，也是國家象征。如果一個古代人，生活在偏遠的地方，也沒有受過由現(xiàn)代國家統(tǒng)一規(guī)范的教育，那這個人可能不會以京城為中心來想象所謂國家或天下。也許他的心中有一個很模糊的皇帝概念，也許他也知道天下，但這個天下的邊界具體在哪里，他可能并不關心，因為離自己的生活經驗太遠。
民族國家興起后，人們才會形成一個國家共同體的概念，共享一套標準的語言，接受規(guī)定好的知識，通過地圖了解國家的邊界，也知道它有一個首都，這個中心成了整個國家的某種政治象征符號……這種想象國家地理的方式，是晚近才形成的，也就兩百多年，與整個人類歷史比起來其實非常短。
南方人物周刊：那么對東亞來說呢，我們今天能否想象出一個沒有中心的東亞？
宋念申：亞洲之所以是一個特別好的用來反思現(xiàn)代性的方式，恰恰是因為亞洲無法被單一的中心定義。歷史上的亞洲，就是由許許多多中心組成的，中心和中心之間又不是絕對孤立和割裂的。每個社會都在相對而又靈活的動態(tài)關系中處理自我和他者之間的聯(lián)系。
因此，亞洲給予我們的反思現(xiàn)代性的契機是：對內而言，亞洲的普遍性建立在“多元性”這一基礎上；對外而言，亞洲又沒有明確的邊界，它不像歐洲那樣，依靠想象一個非歐世界來塑造自身。亞洲和非亞洲并不存在一條明確的相互排斥的邊界。我們或許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去構想更具包容性的普遍性。
南方人物周刊：什么時候我們需要借助東亞視角來看待中國和世界？亞洲視角、東亞視角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國？
宋念申：中國的歷史內在于東亞和亞洲的歷史；同時，東亞區(qū)域的歷史演進，也內在于中國的歷史。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時，或許能夠超脫從本國內部的單一視角出發(fā)，或者僅僅從中國和西方的雙邊關系出發(fā)，去理解中國。中國與東亞、與更大范圍內的亞洲世界，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在近代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沖擊下，中國和亞洲世界形成了復雜的跨國、跨區(qū)域聯(lián)動，發(fā)生在中國的事情不僅對中國產生影響，很多影響了中國的事件也出現(xiàn)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如果從這樣的視角出發(fā)，中國更像是一張相互交錯的網絡中的一個節(jié)點，它和世界的關系從來都是緊密聯(lián)系、多邊互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