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詩人、學者余世存的新書《打開金剛經(jīng)的世界》，源自新冠疫情中的一次講演。
2020年，北大86級的同窗線上“云聚會”，這一年，正是他們畢業(yè)30周年，因為新冠疫情，線下的相聚變得困難，這場特殊的校友重聚很快演變成一系列線上講座，除了要給同學們講講這30年來的人生道路，不同院系畢業(yè)的還得就自己的專業(yè)領域給大家做普及性講學。于是，物理系畢業(yè)的講起了量子力學，數(shù)學系畢業(yè)的講起了為什么自己半輩子了還在鐘情數(shù)學研究，而畢業(yè)自北大中文系的余世存，給昔日同學講的主題是：《金剛經(jīng)》的現(xiàn)代性。
“其實我一開始給他們講的是龔自珍，結果大家又讓我再講講《金剛經(jīng)》，這讓我很驚訝，因為我身邊并沒有多少人讀《金剛經(jīng)》，反而北大的2300多名校友中，有超過10%的人熟讀《金剛經(jīng)》，有些人還常年吃素。”即使那些沒有讀過《金剛經(jīng)》的校友，也流露出對這部經(jīng)典的興趣。
彼時余世存剛剛出版了一本關于龔自珍的著作《己亥》，那也是知天命之年他送給自己的禮物，在書中他重點研讀了龔自珍的《己亥雜詩》。在余世存的心目中，龔自珍是清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和改良主義先驅，但龔自珍同時也是《金剛經(jīng)》的身體力行者，除了誦經(jīng)、持咒，他還以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校訂佛學經(jīng)典，佛學在近代中國的復興，風氣亦由龔自珍而開。
余世存與《金剛經(jīng)》的緣分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辦公室無意中看到一本線裝本《金剛經(jīng)》。如今回憶起來，應該是鳩摩羅什的譯本。當時他并未在意，只是很隨便地翻了翻。他至今記得那本經(jīng)書的古樸模樣：大字、繁體、豎排……記得“無人相、無我相、無壽者相、無眾生相”這樣奇特的句式，但當時的閱讀感受磕磕絆絆，完全沒能讀進去。
《金剛經(jīng)》，唐咸通九年（868年）印，1900年在甘肅敦煌千佛洞發(fā)現(xiàn)，現(xiàn)藏于倫敦大英圖書館（視覺中國/圖）
“我們這一代人很值得反省。我們這一批86級的北大畢業(yè)生里，有那種物理系的、在我們看來是天才式的人物，他跟我們說，他覺得我們80年代在北大讀的物理學課程，比不上楊振寧和李政道在西南聯(lián)大讀的物理學課程，從世界性的眼光、從物理學科的前沿程度來講，他覺得有差距。我后來反思，可能人文學科也有同樣的問題，導致我們的心智和思維方式欠缺。第一次讀到《金剛經(jīng)》的時候，我完全無知，而且拒絕，我認為句式太特殊了，我無感。像我這樣對自己智力還很傲慢很自負的人，再一次接觸到《金剛經(jīng)》是2005年，二十年過去，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一下子就讀進去了，讀進去之后，就對曾經(jīng)的自己感到非常羞愧。”
余世存經(jīng)歷過1980年代的思想井噴，整整一代人對西方哲學突然迸發(fā)出激情。現(xiàn)象學奠基人胡塞爾、存在主義者薩特、寫出古典美學杰作《拉奧孔》的萊辛、創(chuàng)立分析哲學的羅素……他們的著作并不通俗，當時卻人人捧讀，幾乎成為一種流行文化。他也曾經(jīng)做過不少“經(jīng)世致用”的事情，開過家政公司，研究過房地產(chǎn)，在《中國科學報》當過編輯，在《中國土地》雜志擔任過副主編，在《戰(zhàn)略與管理》雜志當過執(zhí)行主編，甚至主持“當代漢語貢獻獎”長達十年……這些履歷，也構成了他的認知關鍵詞。但他最終離開了體制，冀望成為一個既不傍商也不傍官、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
回歸傳統(tǒng)文化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余世存最先被老莊學說吸引，進而又重點研究《左傳》、《孟子》、《易經(jīng)》等書，推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傳統(tǒng)的著作。為了闡釋《易經(jīng)》的時間屬性，余世存把太陽歷系統(tǒng)嫁接到易經(jīng)之中，提供了一套“時間模型”，借助這一模型，幫助每個人理解自己在時間中的位置，以及與世界的必然聯(lián)系。他一口氣寫了《大時間》、《時間之書》和《節(jié)日之書》，形成了他自己的“中國時間”三部曲。
這些都是《打開金剛經(jīng)的世界》的書寫前提：在一個同時兼顧東西方文明的時空架構里重讀經(jīng)典。
從傳統(tǒng)的廣度來說，作為佛教典籍，《金剛經(jīng)》在一般家庭中的地位和影響甚至要高于四書五經(jīng)，即使那些不解經(jīng)文奧義的婦孺都能誦讀一二?！耙磺杏袨榉?，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更是耳熟能詳?shù)馁收Z。
曾有年輕人問余世存，寫過那么多跟傳統(tǒng)文化有關的書，如果你可以穿越到古代，跟古人自由對話，你最希望見到誰？向誰提問？余世存毫不猶豫地回答：釋迦牟尼。
他把屬于文學的想象力也帶進了寫作過程?！洞蜷_金剛經(jīng)的世界》按照昭明太子分《金剛經(jīng)》為三十二品的結構，對經(jīng)文進行拆分闡述。從一開始便是實景還原，不但有經(jīng)文原文中描寫的佛陀在舍衛(wèi)國乞食、說法的現(xiàn)場，甚至模擬了佛陀的心理活動，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大膽的想象力。按《金剛經(jīng)》“說法者無法可說”的教義，“若有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這種引申、發(fā)散和描摹，似乎都有謗佛之嫌。更有甚者，余世存不憚用基督教、希臘哲學、儒家以及老莊思想等等作為《金剛經(jīng)》的解注之引。
余世存說，“我不是從佛教教義去注解它，而是從知識的匯通角度來注解，換句話說，我可能是從雜家的立場去注解《金剛經(jīng)》的。這種注解《金剛經(jīng)》的方式不符合佛教義理，但我個人以為它是有意義的。”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種把《金剛經(jīng)》更多地視為思想著作的注解方式，可能反而為這部經(jīng)典爭取了更多的受眾。作為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印刷圖書，超越千年的《金剛經(jīng)》早已超越了佛教經(jīng)文的范疇，潛移默化地成為中國古典思想和哲學精神的一部分。
書稿幾經(jīng)修訂，余世存仍然感到不安。他求助作家朋友魏真幫忙審讀，因她是懂佛法的人。是魏真的反饋鼓起了他的信心，她承認這本書有創(chuàng)見，也有點標新立異，很可能會引起爭議。但她安慰余世存：一切佛理其實都不可說，所有說，都是戲說，既然如此，不妨一說。
南方人物周刊：《金剛經(jīng)》這部經(jīng)典為何如此重要？
余世存：漢譯《金剛經(jīng)》一般特指鳩摩羅什公元5世紀的譯本，但在南北朝時代，《金剛經(jīng)》的地位還沒有那么高，因為達摩來到了中國，開始傳遞他的法門。他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到（禪宗）三祖、四祖、五祖的時候，大家對這部經(jīng)典才開始重視。《金剛經(jīng)》因其義理和文辭，成為千百年來的漢語經(jīng)典。
從思想性上來說，這部經(jīng)典影響過唐、宋、元、明、清無數(shù)文化大家，給李白、王維、白居易、蘇東坡、黃庭堅、朱熹、王陽明等人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精神哲學；現(xiàn)代中國的啟蒙思想家胡適把《金剛經(jīng)》列為國學經(jīng)典必讀書目之一。
南方人物周刊：即使不作為佛學讀物，《金剛經(jīng)》本身也是很好的哲學和思維訓練，它不斷地在說：非也。凡是叫那個名字的，都不是那個東西本身，凡是有相的，都是虛妄，通過不斷地否定，否定之否定，最后抵達徹底虛空，但這種極度虛空本身，又如金剛一般真實不虛，無堅不摧。這種虛無之實，就像“無常是常”一樣。但我發(fā)現(xiàn)你把《金剛經(jīng)》跟理想主義放在一起來討論，在你的認知里，是否成為“理想主義者”就意味著一種修行？
余世存：《金剛經(jīng)》全文不過五千字，里面腦力的碰撞非常吸引人，都是弟子發(fā)問，佛陀回答，全文沒出現(xiàn)一個“空”字，但你無處不感到它在說“空”，是一部思辨的代表作，所以讀《金剛經(jīng)》一定要用辯證的思維來讀。
因為建立在“空性”基礎上，《金剛經(jīng)》明確否定了貪嗔癡的拜物主義，對世界的探索也是如此。但《金剛經(jīng)》又明確否定了虛無主義。而理想主義者不依傍萬有，不執(zhí)著萬相。正因為對空無的理解如此透徹，對過去、未來知不可得，才能有堅實的人道主義和慈悲情懷，這是一種積極的現(xiàn)世態(tài)度。
南方人物周刊：在《打開金剛經(jīng)的世界》這本書里，你常常會用道家思想、古希臘哲學甚至基督教教義，去跟佛陀的論述互相印證或者互相比對，這可能也會令很多《金剛經(jīng)》的擁躉感到新奇甚至不適，但這似乎恰恰顯示出你研讀的立場：你這是學者式的讀法，而不是信徒式的讀法。
余世存：我們要理解這個世界，不是憑空理解，我們肯定自身先有一個東西作為參照系，拿著去跟它互相比劃，所有已知的知識都可以成為我們的理解工具。這也是我重讀經(jīng)典的方式，我去重新解讀孔子，我認為讀《論語》不應該按照儒家信徒那樣去讀，儒家信徒讀每一句，都是帶著崇拜心理在讀。但你要知道，孔子自己都是在變的，他不是僵化的。他一輩子里面學說觀點變了好幾次。他在少年時是理學，到了中年往易學的方向走，但他很快又回來了，回到了“仁”。到了晚年，他又從仁學轉向了教育學和易經(jīng)的學問。
南方人物周刊：當下人們閱讀或討論《金剛經(jīng)》的意義何在？
余世存：讀《論語》，讓你拿得起；讀《道德經(jīng)》，讓你放得下；讀《金剛經(jīng)》，讓你看得開。有這三部經(jīng)典文獻護身，現(xiàn)代人的身心就不至于那么焦慮。
新文化運動從1919年開始，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超過一百年了，但我覺得我們依然在消化它，直到現(xiàn)在都沒有消化完全。作為“五四之子”或者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傳人，我們現(xiàn)在在更大的困境前面臨失語，可以說，對于西方的文化，和對于我們自家的文化，我們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幾代人，到現(xiàn)在都還缺乏足夠的判斷。我們也沒有用我們所學到的知識，來安頓這片土地上的生民。這是我覺得我們80年代那批人內(nèi)心很大的焦慮所在，雖然我也不確切知道現(xiàn)在還有多少人會焦慮這個。
胡適、馮友蘭他們都說，新文化運動的前半世紀應該是從西方拿東西，后半世紀應該到自家的家底里面去找東西，但是到現(xiàn)在為止，到自家的家底里去找東西的新文化運動傳人并沒有多少，這很遺憾。那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可能也陷入了一個“體用”的圈套，就是他解決不了到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問題。我后來認為，他們的視野和格局反而不如明代那批“西學東漸”的學者更開闊。不管是西方的利瑪竇還是中國的徐光啟，我認為他們的格局高于胡適和魯迅，因為他們沒有從主義入手，他們從底層邏輯出發(fā)，他們從數(shù)學、科技這些基礎的啟蒙開始，特別是他們翻譯了《幾何原本》，我覺得這是了不起的貢獻。這也是我這些年一直說的，我認為西方文化的最高代表就是《幾何原本》，而中國文化的最高代表應該是《易經(jīng)》或《道德經(jīng)》。
南方人物周刊：這幾年國學大熱，你對那些重新捧讀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的讀者有什么建議？
余世存：我們對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往往缺乏一個系統(tǒng)性的認知，即便你讓現(xiàn)在的小孩去重讀經(jīng)典，他們往往也只是讀一些金句什么的，只言片語。我們對經(jīng)、史、子、集，對六藝之學，都是讀得很片面、很糟糕的。
國學的真正營養(yǎng)，我覺得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整個思想架構。所以我很反對讀中國文化從朱子開始讀，你從朱熹開始讀國學，從時間上說，就是對中國文化攔腰斬掉了一半，只用了2500年。我們還是要去讀《山海經(jīng)》、讀《黃帝內(nèi)經(jīng)》、讀《易經(jīng)》，這才是更前面的東西，這個時間邏輯要清楚。另外，朱熹有為《四書》升格的行為，但朱熹這個人格局太小，他選注《四書》，就是《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他選擇的這四本，全是儒家?！端臅返母窬植粌H小于六經(jīng)，也公開排斥了佛、老。
在這一點上，反而唐代顯示出了文化的開放性，唐玄宗當時立了三經(jīng)，把《孝經(jīng)》、《道德經(jīng)》、《金剛經(jīng)》同時頒行天下，這三部經(jīng)典分別對應著儒、道、佛，是一個比較均衡的體系，也構成了中國傳統(tǒng)精神的底色。
我一直想做一個工作，我特別想重構這個世界知識的范式，我想在目前的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的知識視野之外，用中國傳統(tǒng)的六藝，或者經(jīng)史子集，來重構我們的知識，比如每個現(xiàn)代中國人，一生之中應該要通讀和熟悉兩到三百部的經(jīng)史子集。
南方人物周刊：這是一個龐大的閱讀量，對于繁忙的現(xiàn)代人來說，要通讀兩三百部古代著作，聽起來頗有難度，有沒有什么速成之法？
余世存：沒有速成之法，你只有把它當成是我們?nèi)康闹R寶典，有一個完整性的學習，才能談及其他。就像《顏氏家訓》里說的“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你不通讀，你就沒有發(fā)言權。但現(xiàn)代信息社會有一個好處，如同我們看影視劇，我們可以有一個“快進”模式，當我們閱讀的時候，在通讀、不遺漏的基礎上，也可以提速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