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方迎忠/圖）
2023年，《巴金：激流一百年》出版，是林賢治繼寫作《人間魯迅》《漂泊者蕭紅》《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等傳記之后，又一次將目光投注于波云詭譎的大時代，尋覓知識分子的精神蹤跡，與歷史纏斗，不止不休。林賢治說自己多少有點“歷史癖”，他的關(guān)心不僅在于知識分子的人格氣質(zhì)，更要將他們還原到社會歷史的語境，從時代氣氛、社會事件、人世浮沉中牽引出諸多線索，進而以心靈接近心靈，寫人亦是寫史。
1986年，林賢治出版了《人間魯迅》的第一部，一個鮮活的、作為“人之子”的魯迅從層疊的史料與詩意的語言中復活。1980年代初，王富仁等學者提出“首先回到魯迅那里去”，林賢治寫作的精神質(zhì)地與之相似，成為轉(zhuǎn)型之際激蕩思想現(xiàn)場中獨特的一脈。對于林賢治而言，魯迅是其度過艱難歲月的幽微火燭，閱讀魯迅的經(jīng)驗早已鐫刻在他的情感、思辨與生命之中，因此流瀉于筆端的文字也飽含情思與洞察。在魯迅代表的知識分子精神傳統(tǒng)的延長線上，蕭紅、胡風、巴金等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吸引林賢治持續(xù)地回到史海潛心鉤沉，他將散落的記憶連綴，讓凝固的歷史書寫再度流動起來。
林賢治1948年出生于廣東省陽江市的鄉(xiāng)村，父親開私塾、行醫(yī)，注重對他的教育。1981年，林賢治被借調(diào)到花城出版社，任《花城》雜志編輯?，F(xiàn)在他已退休，被花城出版社返聘繼續(xù)從事編輯工作。盡管早已離鄉(xiāng)寓居廣州多年，他的精神歸依卻始終在故園。然而，他不愿將鄉(xiāng)土浪漫化，也拒絕田園詩情調(diào)的審美化表達。他的故園意味著生命經(jīng)驗中難以抹除的苦難記憶，也是他始終關(guān)懷的女人、孩童和老人，他們的聲音難以固著為文字，邊緣群體的記憶終將在時間的疾行中流散。林賢治是捕捉記憶、為記憶賦形的人，他寫母親的故事、姊妹的故事，也作為編輯、出版人，編輯口述史、紀實性寫作等，保存受難者的記憶，一以貫之地“以記憶對抗遺忘”，看見歷史夾縫中的人。
1982年，林賢治在深圳（受訪者提供/圖）
與林賢治交談，時時會感到他給人以尊重和照顧，他性情幽默，常伴笑聲。談及老友們因年歲增長而身體衰弱、疾病纏身，是他少有流露出傷感的時刻。林賢治歷經(jīng)了時代的幾度變遷，創(chuàng)作力依舊不減。他還保持著凌晨4時睡覺的習慣，因為“夜晚太好”，好時光總要留給讀書和寫作。我們從《巴金：激流一百年》開始談論他對歷史的關(guān)懷與理解。
“巴金是一個天生喜歡做夢的熱情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不久前出版的《巴金：激流一百年》，名字很有氣派，請問有什么寓意嗎？
林賢治：《巴金：激流一百年》，其中“激流”一詞，源于巴金“激流三部曲”。這里使用有兩層意思：一指變革的時代；近100年間，確是魯迅說的那種可生可死、方死方生的“大時代”。二、巴金活了101歲，一生從生活到思想，尤其后者，經(jīng)歷了載沉載浮的激烈變遷。
南方人物周刊：“安那其”三個字貫穿了巴金的生命和你寫的這本傳記。早期的巴金是個堅定的安那其主義者。后來歷經(jīng)風云，巴金擱置了自己的安那其精神。及至晚年，當巴金重拾寫作，安那其精神又重新點燃。究其一生，安那其主義和巴金呈現(xiàn)非常復雜的纏繞關(guān)系。在你看來，安那其精神之于巴金意味著什么？我們?nèi)绾稳ダ斫獍徒鹕砩系陌材瞧渚瘢?/span>
林賢治：安那其主義思想確實纏繞了巴金一生。你使用“纏繞”二字，非常準確。安那其主義在五四時代屬于主流思想，巴金總說他是“五四的兒子”，一生不曾放棄，而在內(nèi)心里默守。安那其主義有不同的派別，在巴金那里，主要是反對國家主義、集權(quán)主義，反對政黨政治而提倡勞工團結(jié)互助、自主自治的社會運動。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包含了法國大革命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俄國平民知識分子中的民粹主義成分，代表一種關(guān)于人類解放的理想。巴金從青年時起，就立志做一個社會活動家、革命家，而不是作家。而結(jié)果呢，他做成了作家，這是有違初衷的。他不甘心于理想的幻滅，晚年努力地往回走；由于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實際上他已經(jīng)回不去了。
南方人物周刊：巴金除了是一位杰出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翻譯家。巴金的翻譯實踐早在成都老家時就已經(jīng)開始，作品包括無政府主義思想論著、俄蘇小說等。他特別注重學習外語，在法國留學時學習法語，進入朝鮮戰(zhàn)場之后仍在學習朝鮮語、俄語。你覺得巴金為什么執(zhí)著于語言學習？翻譯對巴金的作品風格和思想理念又有怎樣的影響？
林賢治：巴金無疑具有學習語言的天賦。不過，他學習外語并不在于語言本身，這與他的世界主義觀念大有關(guān)系。尤其是世界語，它就是無政府主義的通用語言。在巴金的同代人中，有許多人學習世界語，幾成一代風氣。由此可以看出，那代人少有精致的個人主義者、犬儒主義者，而普遍表現(xiàn)出一種開放的、激進的、獻身社會而一往無前的狀態(tài)。
翻譯對巴金思想的形成，直到語言風格的創(chuàng)造，都有直接的影響。巴金正如魯迅說的那樣，讀外國書多，讀“中國書”少，所以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那種引經(jīng)據(jù)典、扭扭捏捏的習氣，士大夫氣、才子氣，各種“毒氣和鬼氣”，在他的作品中是最少的，行文特別明朗、干凈、流麗。
南方人物周刊：家庭與個人，是五四新文學的重要命題之一。進步青年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紛紛叛逃舊式家庭，卻又無法徹底割舍家庭。巴金在年輕時期寫下《家》（1931）來反抗舊式家庭，也在中年后寫下《憩園》（1944）等懷舊之作。許多中國現(xiàn)代作家在作品中也呈現(xiàn)此種矛盾，如何理解五四青年對“家”的叛逃與重返？
林賢治：中國人對“家”的皈依，一是因為中國是古老的、封閉的小農(nóng)社會，由來缺乏自由的政治、經(jīng)濟貿(mào)易活動和社交活動，家是最緊密的生產(chǎn)和生活的共同體。二，中國是傳統(tǒng)宗法社會，重視血緣關(guān)系，國家政權(quán)也為皇帝個人及其家族所掌控，家國同構(gòu)，即所謂“家天下”，影響深遠。三是儒家文化浸淫的結(jié)果。儒教為父權(quán)制提供根據(jù)，崇尚權(quán)威，上下有序，馴順忍從。五四首倡“個性解放”，一度顛覆了這套倫理秩序，但很快便隨著集權(quán)制度的重建而修復了。巴金對于家庭的叛逆與回歸，在那代人中并非罕見的現(xiàn)象；只是從決絕到包容，前后反差之大，顯得更“典型”而已。
南方人物周刊：熱情昂揚是巴金青年時期作品的重要特質(zhì)，其浪漫特質(zhì)鼓舞了無數(shù)青年。在1940年代中后期，一批諸如《第四病室》《寒夜》等充斥著迷惘氣息的作品呈現(xiàn)出巴金創(chuàng)作的另一面。怎樣理解巴金小說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型？如果巴金延續(xù)這種寫作，你覺得他能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開拓怎樣的未來？
林賢治：關(guān)于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我確信個人氣質(zhì)是第一位的，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及其生存狀態(tài)是第二位的，然后才說到文學本身，觀念、方法、形式風格等等。巴金是一個天生喜歡做夢的熱情的人，年輕時還相當任性，崇尚自由，向往革命和英雄主義，所以寫出前期如《滅亡》及“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等系列作品。后來改變了主題風格，寫出《第四病室》《憩園》《寒夜》等，一是進入中年寫作，生命能量的弱化，個人生活的改變，心態(tài)相應地起了變化，此外，跟時代環(huán)境的劇變也很有關(guān)系。總之，關(guān)注點或興奮點或痛點明顯出現(xiàn)了位移。很難設(shè)想巴金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未來有怎樣的拓展，我們只需看待這樣一個事實：一個平庸的、粗陋的中篇小說《三同志》，居然前后寫了十幾年！可以想見，他的創(chuàng)作才能已經(jīng)完全被毀壞，根本談不上什么小說藝術(shù)了。
南方人物周刊：1936年，左翼文藝界圍繞“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展開論爭，堅持無政府主義的巴金受到不少攻擊。然而，在巴金的作品中，平等、自由精神同樣帶有左翼色彩。如何理解巴金與左翼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如何理解安那其精神與左翼革命之間的關(guān)系？
林賢治：在上世紀30年代，巴金無疑是左傾的、激進的。他同“左聯(lián)”中的一批青年作家一樣，都是不滿現(xiàn)實，反抗黑暗統(tǒng)治的，不同則在于組織觀念和思想觀念方面。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巴金不曾加入任何黨團組織，自然不會聽從來自組織的指令，沒有“遵命文學”。此外，他不贊成政治革命，而是鼓吹社會革命，強調(diào)反抗的群體性、自發(fā)性、民主性。當時，他是強烈反對照搬蘇聯(lián)的一套，反對“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而這些，恰好構(gòu)成“左聯(lián)”作家從思想、組織直到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傳記呈現(xiàn)出一種非常獨特的風格，不完全拘泥于傳主個人的人生經(jīng)歷，而是在和同時代人的對比中突出傳主的特殊之處。并且，經(jīng)常著重描寫意味深長的時刻和頗具戲劇性的事件，帶有很強的情感能量。這種寫法是你有意為之嗎？是否為了更貼近傳主的內(nèi)在精神？
林賢治：傳記這東西，本來有多種寫法。一般的傳記，都是傳主一生生活的實錄，相當于年譜的放大，少有探究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我是重視巴金的精神世界的。選擇性地交代他的人際關(guān)系，各種活動，前前后后，都在力圖表現(xiàn)他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變化。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活在精神里面，所謂“生活在別處”。
南方人物周刊：在傳記中，你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某種傾向性，對于一些歷史人物諸如周揚、郭沫若等，有時候會不留情面地批評。這種表達方式在一本傳記作品中，你是否會擔心被指摘主觀色彩較強？
林賢治：我從來不認為傳記，包括歷史著作是純客觀的，沒有主觀意識的介入。我非常討厭所謂“價值中立”的說法。早在確定一個傳記的寫作框架之前，作者的主觀意圖及認識，就相當于衛(wèi)星定位系統(tǒng)一般，已經(jīng)作為一種導向而先期存在了。
“講真話，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考驗”
南方人物周刊：在寫作巴金傳記之前，你已經(jīng)出版了《人間魯迅》《漂泊者蕭紅》《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等作家傳記。你為什么會為這些作家寫傳記？他們之間在精神向度上有什么相通之處嗎？
林賢治：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魯迅是一個異數(shù)。自以白話文運動為標志的“文學革命”誕生之日始，魯迅就代表了一個新的傳統(tǒng)：自由的、批判的、平民主義的文學傳統(tǒng)。傳統(tǒng)的概念遠大于流派，它首先是精神性、方向性的，吸納了歷史文化的深層因素，形成某個特定的譜系。在魯迅的文學傳統(tǒng)中，同一譜系的有胡風、蕭紅、蕭軍、王實味、路翎、七月派詩人群；像丁玲、艾青、巴金，基本上也可以算在里面。這些作家秉承了魯迅的精神，作品中確有一脈相通之處；他們的命運，一生的升降浮沉，足以影響一代文學的品質(zhì)。在這中間，也可觀測時代的遷流，窺見歷史的復雜、奇詭，以至殘酷的另一面。
南方人物周刊：你接下來有沒有撰寫其他作家傳記的計劃？除了你常寫的魯迅、蕭紅、胡風等，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你還有哪些青睞的作家或者作品？
林賢治：美國思想家愛默生說過，傳記是最好的歷史。顯然，他是從史料、史實方面說的。好的傳記，應當是有歷史感的傳記；除了翔實豐富的史料，要有史識，有文采，有判斷力和表現(xiàn)力。如果說傳記一定要“青睞”傳主，那么，傳主的文化含量在這里就顯得很重要。我多少有點歷史癖，所寫的傳記，如魯迅、王實味、巴金等，除了文學，與社會歷史有較密切的關(guān)系。我總覺得，把傳記困在個人那里沒太多意思。
南方人物周刊：當人們提起林賢治的名字，首先想到的便是魯迅。你從1980年代開始寫作魯迅傳記，對于魯迅的研究持續(xù)至今。對你而言，研究魯迅是在研究什么，與你個人的生命歷程有關(guān)嗎？學界的魯迅研究愈發(fā)精深化，你覺得比較理想的研究和寫作狀態(tài)是怎樣的？你覺得當代青年應該怎樣閱讀魯迅？或者說魯迅對我們今天意味著什么？
林賢治：認真說起來，我不是學者，不是搞硏究的。對于魯迅傳的寫作，開始全出于情感上的需要。這種要求，別人很難體會。當我前后兩次陷入精神危機的時候，是魯迅的精神人格及其思想的感召力拯救了我。我曾在《一個人的愛與死》的序言中交代過：在個人閱讀史上，多出一個魯迅或少一個魯迅是完全不一樣的。但當進入《人間魯迅》的寫作之后，才發(fā)覺需要大量的知識資源的援助。魯迅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逼迫我閱讀了許多相關(guān)的書籍，即便如此，也難究其博大精深于萬一。
對于魯迅，與專家學者的研究相比，倘說有不同處，大約是我不曾把他當成研究對象，而是一個“人”，一個敬愛的師長，如此而已。對于“學界”，我沒有興趣作更多的了解，只是覺得，對魯迅作學術(shù)性的分解是危險的。如果對魯迅的思想人格沒有一個總體的把握，恐怕研究越是“精深化”、細化，距離魯迅則越遠。
我不能回答青年應該如何閱讀魯迅。其實魯迅早就說過，青年不需要什么“鳥導師”。我以為，只要有一定的人生經(jīng)驗，特別是有嘗過一點苦頭的經(jīng)驗，把文字弄通、背景弄通，讀進去就可以了。要相信魯迅作品自身的魅力。
南方人物周刊：知識分子問題是你在巴金傳及其他作品中反復提及的。你透過巴金的歷史抉擇觸及了知識分子的勇氣這個話題，正如紀德寫下《訪蘇歸來》批評羅曼·羅蘭無視蘇聯(lián)的社會問題，知識分子講真話的勇氣難能可貴，怎樣理解這個問題？
林賢治：如果從社會身份、從職責來說，知識分子本來就是一個講話的角色，所謂“社會的喉舌”。所以，講真話，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考驗，甚至可以說是艱難的考驗、痛苦的考驗。就此點來說，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南方人物周刊：你一直以來都重視知識分子問題，也致力于知識分子精神史的寫作，著重關(guān)注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功能和倫理道德關(guān)懷。你是否會覺得這樣的寫作可能生成相對固化的視角或模式，或者說，如果僅談論知識分子的問題，會不會陷入某種匱乏？
林賢治：是的。我近年對知識分子問題比較關(guān)注，大約因為閱讀的、日常接觸的也多是知識分子的緣故吧。不過，對于社會改造，知識分子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群體。單論知識分子問題本身，便涉及眾多學科，有太多角度、眾多面向，對它的探究不可能被“固化”。關(guān)于這個群體，我寫過多本傳記、評論和隨筆，不但不覺得資源匱乏，相反觸及的問題太多，有被包圍之感。有許多命題、題目，都在等待自己去做、去發(fā)掘。由于我的寫作多受情感和欲望所支配，有可能轉(zhuǎn)身又寫別的東西去了，寫什么很難說，事先并沒有嚴整的規(guī)劃。
鄉(xiāng)下人與“封閉性寫作”
南方人物周刊：你多次在訪談中提到，你的寫作和研究的原動力來自于家鄉(xiāng)那片土地上的老人、孩子和女性，你也常常說自己是“農(nóng)民的兒子”。離開家鄉(xiāng)多年，作為一名寓居廣州多年的知識分子，對你的寫作來說，家鄉(xiāng)、農(nóng)民意味著什么？你的寫作會受到地域性格、方言的影響嗎？
林賢治：我是一個鄉(xiāng)下人，骨子里土氣的東西很難被置換掉。我承認，故鄉(xiāng)是我的精神之根。重要的，不是因為它可以為我提供寫作的素材和語言，而是給了我一種皈依底層的愛，對于生為弱者的同情心，一種原始的正義感，平等意識，一種平民品性。我深知城市文化和“上流社會”的異化力量的強大，只好盡力保持警惕和抵抗。
1990年代末，林賢治在西北大戈壁（受訪者提供/圖）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寫作傳記外，你還是一位知名詩人和學者，創(chuàng)作涉獵詩歌、散文，閱讀你的作品，能感覺很強勁的生命力和感知力。也有人說你的散文寫作、傳記寫作也有詩化的風格。你覺得這些不同文體的寫作、不同的身份對于你的傳記寫作有什么影響嗎？你是否嘗試過小說創(chuàng)作或者說今后有小說寫作的想法嗎？
林賢治：詩的精微同基本人性有關(guān)，從寫作的角度說，它會自然形成一種風格的底色，當然這也多少同有意識的語言訓練有關(guān)。我喜歡散文隨筆的率性與隨意，容量比詩大，在寫作上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我還曾寫過幾篇長篇評論，海涅、赫爾岑、馬克思、愛倫堡、威爾遜等人的政論、回憶錄、文論，都是我喜歡的散文風格。
小說的虛構(gòu)和想象力極具誘惑力，很想嘗試，寫著看吧。
1992年，林賢治與邵燕祥、藍翎先生同登泰山（受訪者提供/圖）
南方人物周刊：你對女性問題的感知十分敏感，在巴金傳記中，你著重分析了巴金的《寒夜》《憩園》中的女性悲劇，在你前兩年的作品《故園》中，你記錄了一些農(nóng)村女性在父權(quán)社會中被消耗的生命。這種對女性問題的敏感和自覺是源于什么？
林賢治：我算不上女權(quán)主義者，但深知作為女性，和老人和孩子一樣同為弱者，尤其在農(nóng)村。我描寫她們，是因為在生活和閱讀中隨時接觸到，她們悲劇性的命運使我難以忘懷。我的母親和幾個姐姐，都是底層的勞動者，默默辛勞一生。每當想起她們，總是如嚼黃連一般，感受到其中的苦味。
南方人物周刊：前段時間，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學的魏時煜導演在日本放映了《蕭軍六記》《金門銀光夢》兩部電影，在電影中也看到你講述歷史的身影。你和魏導的人物傳記創(chuàng)作都有學術(shù)研究的性質(zhì)，但不是特別象牙塔式的創(chuàng)作方式，在關(guān)注對象上也有相似之處。你覺得與香港等境外思想界之間的交流對你的寫作有怎樣的影響？
林賢治：魏時煜是我敬重的電影工作者，由于她執(zhí)導王實味和蕭軍的片子，特意到廣州訪問，我們便有了幾次較無拘束的交談。我的寫作，可以說是封閉式的。我和外面的人極少接觸，特別是活躍在“文壇”上的人、“學界”的人，幾乎完全隔絕。
南方人物周刊：有報道說，你現(xiàn)在依舊過著十分規(guī)律的生活，退休后還繼續(xù)到出版社工作。哪怕是節(jié)假日，都會在上午11點左右起床，下午4點鐘步行20分鐘來到辦公室，工作到晚上7點多，回家后繼續(xù)讀書、寫作至凌晨3點。你這種苦行僧式的閱讀寫作，是否可以看作是對當代人碎片化生活方式的一種抵抗？
林賢治：日復一日的閱讀和寫作，從旁人看來，確實有點苦行僧的味道。然而對我來說，早已成為習慣。這種生活好在是自己選擇的，由自己剝奪自己的閑暇和娛樂。不過，想到在農(nóng)村的艱難歲月，在動蕩年代全家被批斗的日子，倘能繼續(xù)如此安靜而不受打擾地工作，已是極其幸運的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編輯了許多重新發(fā)現(xiàn)邊緣聲音的書籍，包括親歷動蕩時代的普通人的口述史等等，你覺得個體記憶與歷史之間有怎樣的關(guān)系？在今日社會，對于歷史記憶的接續(xù)也在不斷篩選、壓抑、重構(gòu)，你覺得作為知識分子，應該在這個時代承擔起什么樣的精神使命？如何將記憶傳遞下去？
林賢治：記憶即歷史。失去切實的記憶，則歷史沒有了依據(jù)。歷史是由無數(shù)個體的個人歷史構(gòu)成的，是個人記憶構(gòu)成了集體記憶。假若沒有個人歷史做基礎(chǔ)，集體的宏大敘事便十分可疑。由于個人記憶，包括口述實錄等提供了事實性，歷史呈現(xiàn)出的面貌才是有血有肉、真實可靠的。歷史不同于歷史教材，歷史是客觀存在，有它的穩(wěn)定性；而歷史書是開放的、多元的，可以而且應當不斷地加以修正和重構(gòu)，以期更趨近于歷史本身。因此，記憶極其重要。魯迅多次指出中國人善忘，強調(diào)反抗遺忘的重要。你說到知識分子的“精神使命”，問題太大，一言難以盡說。但以記憶對抗遺忘，為社會檔案充當忠實的書記員，我想，至少可以算得是其中的一項使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