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提供/圖）
一間對著維多利亞港的辦公室，海景，陽光，純白書架，讓人難以拒絕。辦公室位于香港大學，疫情期間，校園基本關閉，按要求都轉到線上教學，黃心村割舍不下，仍每天前來辦公。校道里幾乎碰不見人，彌漫著難以想象的寂靜。
唯一和她常見面的，是學校檔案館的檔案員。為了籌備2020張愛玲百年誕辰的文獻展，黃心村決意要把在港大能找到的與之有關的資料通通找出來。檔案館空間狹小，學校又規(guī)定居家辦公，每回遞入資料檢索請求，心里都充滿了愧疚。檔案員那一年“被我折磨壞了”。
這些資料里的一小部分最后放進張愛玲當年在隆隆炮火之下看書的馮平山圖書館里的一個小房間呈現(xiàn)，包括她在港大三年間的成績單、學籍證明、得獎學金的文件，以及宿舍、周邊環(huán)境、各科老師的資料以及文學院的課程設置和必讀書單。
挖掘出書單的那一刻，黃心村意識到這是一個值得研究下去的課題，絕不能止步于展覽結束。展覽只是呈現(xiàn)了冰山一角，完整的樣貌必須系統(tǒng)地用文字再現(xiàn)。“這些資料是線索，打開了一個尚未發(fā)掘的世界，讓我們想到張愛玲寫作的參照系并不只是漢語文學，她寫作面向的其實是世界。如果沒有看到她最早上大學時候的材料、對當年所說的教育和當年香港特殊的文化氣氛沒有足夠的了解，是沒有辦法了解她寫作的面向的。她在世界文學里面的那個定位，對我來講是一個在嶄新框架里重啟張愛玲研究?！?/p>
一直知道港大是張愛玲的母校，但這些塵封的一疊疊故紙賦予了她全新的旁觀視角。黃心村突然明白，這是張愛玲的香港大學，這不是別人的香港大學。
她去山上走一圈，去圣母堂女生宿舍的舊址，然后又沿著下山道走回張愛玲的校園。此前也走過，但沒有下意識地把它當作“一條張愛玲的路”來走，即便當年的土路早已被瀝青取代，了解了彼時的生活環(huán)境之后，還是“突然有了感覺”。“回到校園里不斷地去馮平山圖書館、本部大樓等保留得很好的她當年出沒的地方，都有感覺了?！?/p>
在強烈感覺的推動下，她想到進一步用文字將這些有意思的材料串起來。一開始寫了一篇受張愛玲《燼余錄》啟發(fā)的《劫灰燼余》，“寫完文章又覺得言猶未盡，我覺得這里面每一點我都可以展開寫。比如說歷史教授佛朗士（張愛玲形容他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愛喝酒。曾經(jīng)和中國教授們一同游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yǎng)豬。家里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仆歐買菜趕集用的），以及文學教授許地山（理由是許先生從小在嶺南長大，闖過南洋，也去過北地，游學到新大陸，又渡海到了英倫，輾轉再回到華洋雜居的香港，并以一個嶄新的文學史觀重讀經(jīng)典，傳授經(jīng)典。張愛玲在許地山課堂上讀到的文學經(jīng)典是煥然一新的經(jīng)典）——不得了，背景都深厚得很，所以就寫了系列文章?！?/p>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陳甜本就對文獻展印象深刻，看完這幾篇文章后對黃心村激動地說，“這里有一本書，你要給我。”
“想象當年張愛玲的震動，明白了她的源頭”
《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xiāng)和世界》于2022年7月出版，前半部分主要是對港大資料的發(fā)散研究，后面則是綜合了多達70萬字、跨越40年漂流生涯的《張愛玲往來書信集》來重新梳理張愛玲的晚期寫作。
“開始是描繪環(huán)境：她的上學路是怎樣的？她的宿舍環(huán)境是怎樣的？她上什么課？對她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誰？好像是一個架構?？戳藭偶笥钟辛诵碌馁Y料、新的框架。張愛玲和宋淇之間的交流是一個非常高層次的交流，兩個人的中西文化素養(yǎng)都非常高，里面談到的各種各樣的文本，對文學文化甚至歷史大背景的討論都非常豐富。我可以對她的文本做出一個全新的解讀，也能跟她在香港的起點聯(lián)系起來。所以后半部分是慢慢這兩年又重新加進去的。”
過往兩年她幾乎一頭扎進張愛玲的研究當中，如私家偵探般調查、還原張愛玲說過的話、走過的路，以及與她密切相關的人的一切，抽絲剝繭，無窮無盡，那種感覺夸張點形容，就是“100%呼吸都是張愛玲，每一個毛孔都是張愛玲，很嚇人”。
其中篇幅最長的一章，是關于英國作家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1944年上?！峨s志》月刊舉辦了一場女作家聚談會，被問到最喜歡的外國女作家時，張愛玲回答：“外國女作家中我比較歡喜Stella Benson?！?/p>
云淡風輕的一句話，成了一直以來的歷史懸念，也成了黃心村給自己布置的功課。她花了大半年時間去弄清楚：斯黛拉·本森究竟寫過什么？做過什么？說她曾經(jīng)有名，是一種什么樣的名？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字上的關聯(lián)可以將她和張愛玲共同置于世界文學的殿堂上？同時代英語世界里的女作家，鼎鼎大名的有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為什么張愛玲偏偏提到一個誰都不知道的名字？張愛玲與本森的文字相遇，發(fā)生在哪里？在哪個時間點上？是什么樣的大環(huán)境和閱讀文化促成了這場相遇？是否可以借助張愛玲的熱度，打撈一個英語世界里的獨特聲音，將她重新放置于世界文學的版圖上？
為了解答這一長串的問題，她先去eBay等舊書拍賣網(wǎng)上買了所有能找到的本森的初版書，逐一讀完還不滿足。由于對本森的研究非常少，為了了解她在英國文學范疇里的定位，黃心村又看了跟她同時代的弗吉尼亞·伍爾夫相關的很多資料，包括傳記、日記、書信，和由她成立的文學團體布魯姆斯伯里主要成員的相關背景。從中發(fā)現(xiàn)斯黛拉·本森跟他們其中的很多人都有聯(lián)系，“但她絕對不是核心成員，她是非常非常邊緣的。即便如此她的才華當年還是讓伍爾夫深感威脅。”
“而且她這么年輕又開始周游世界。一個人拎著破舊的皮箱就從英國到了美國，游遍了美洲大陸，后來到了遠東，到了香港，游遍中國，在印度支那都待過。然后來回地探索?！?/p>
閱讀本森的《印度支那游記》時，黃心村特意找來一張印度支那的地圖，用彩色筆把她當年的路線勾畫出來，甚至貪玩地畫出哪段乘的是汽車，哪段是船。
1932年，本森與吳爾芙合影 圖/哈佛大學藏
“這些地方剛好我都去過，我?guī)缀跏茄刂斈陱脑侥蠔|岸走下來，一直上去到柬埔寨、去看吳哥窟的路線，所以特別有感受，就畫了下來。越南北部山區(qū)有小火車一直開到邊境，邊境的另一邊就是哈尼族的紅河谷，本森當年就是坐那個火車從云南進入今天的越南。那陳舊的小火車我也坐過，在山里嘰嘎嘰嘎，走了整整一晚?！?/p>
靠著體驗式的研究，她反復品析書里的文字并將部分段落翻譯出來，“開始讀她的作品之后，我特別地震動，我想象當年張愛玲的震動，而且她是在香港30年代末40年代初那么一個特殊的環(huán)境里讀斯黛拉·本森?？赐昃兔靼琢藦垚哿岬膶懽魇悄睦飦淼模瑥恼Z言層面上突然就明白了她的源頭之一。”
教過黃心村的香港學者李歐梵得知她對本森的細致研究后“特別感動”，多年來他跟歷任學生講，要去讀斯黛拉·本森，但沒有一個人這么做。很多人都會引用張愛玲那一句話，但是誰都不知道，至少不是很清楚斯黛拉·本森是誰，她是一個在英語世界里被遺忘的人物，本會是一個很好的博士論文題目。
黃心村感到一絲竊喜，“所以非常奇怪，為什么這么多年沒有人做？我感到這里面命運的氣息太濃厚了，我就覺得這個題目在等著我。而且這么多年也有這么多研究張愛玲的學者在香港，為什么就沒有一本書寫的是張愛玲在香港？是不是在等著我？”
2020年8月，在香港大學檔案館查閱許地山檔案 （黃心村/圖）
2020年11月，在馮平山圖書館做展覽 （黃心村/圖）
“張愛玲頭發(fā)亂亂的，居然露出一個微笑”
一句短短的回答百年后引來這樣一個長長的注解，黃心村在其中不亦樂乎，將本森這一章寫到4萬多字，意猶未盡，覺得還可以做下去。最后擔心與別的章節(jié)在篇幅上失衡，只好砍到3萬多字。
“如果沒有時間限制的話，我的研究是無底洞，所以幸虧他們給我一個deadline。我的編輯非常有耐心，允許我反復修改。剛編輯完一章，發(fā)還給我，我又有了新的資料，于是又有了一個新的修改版，她們就重新校對、編輯，就這樣改到了最后一刻，這是有多大的信念和耐心在背后支撐啊。”
最后都快要下廠印刷了，她在和朋友閑聊時得知對方有一個家族里的長輩居然是張愛玲的學妹，立刻如獲至寶，通過電話采訪了在舊金山的百歲老人莫綺蓮?！八哪X子清楚得不得了。跟張愛玲同時代的人現(xiàn)在都不在世了，而且也沒有人對她有深刻的印象，因為她就是一個特別用功讀書的學生。我的歷史系同事管沛德博士寫香港大學校史的時候，問過所有的人文學院還在世的學生，一般都說不記得這么一個人。莫綺蓮的記憶成了絕無僅有的一個鏡頭。”雖然只是一個鏡頭、一個印象而已，但對黃心村而言已彌足珍貴，因為“已經(jīng)超越了之前所有人的印象。所以這個記憶是唯一的一個我覺得很鮮明的鏡頭”，“她還記得，張愛玲與她擦肩而過時戴著鏡片厚厚的眼鏡，頭發(fā)亂亂的，居然露出一個微笑?！?/p>
從默默無聞的書蟲一夜之間成為一個文學明星，在黃心村看來，上海絕對是張愛玲寫作生涯里最耀眼的三年，“真的是一躍而起，這是一個奇跡般的存在。我其實想說，沒有這個奇跡。不能這個人一出現(xiàn)就說他是一個奇跡，奇跡背后有一個什么樣的因緣、什么樣的奇遇，也就回到了更有源頭性的東西?！?/p>
香港就是這一段源頭的所在，“一個是香港特殊的東西交流的文化氛圍、教育體系，還有一個就是12月的香港之戰(zhàn)，張愛玲在其中直面生死，受到特別大的刺激和沖擊。這些才成就了她回到上海之后的一夜成名，這些東西我覺得缺一不可?！?/p>
就讀于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時，黃心村的博士論文即以張愛玲為題——《亂世書寫：張愛玲和淪陷上海的通俗文化》?！案鷱睦顨W梵老師研習現(xiàn)代文學和文化研究的那些年里，整天在西木區(qū)晃悠，怎么都不會想到，我未來的研習對象離我只有幾步之遙?！?/p>
年輕時候更想不到，日后的學術道路會走成什么模樣?！澳莻€時候寫張愛玲根本沒有看到香港，就是把張愛玲當作一個上海淪陷區(qū)文化里面一個最耀眼的文學明星，看她和周圍一些別的作家構造了一個什么樣的特殊的通俗文化。我現(xiàn)在覺得來到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契機，張愛玲來到香港之后才成為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張愛玲。同樣的，我如果不來香港，不在香港大學，這本書也寫不出來?！?/p>
除了研究視角，行文方法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博士論文是用英文寫的學術著作，尤其是第一本書，一定引經(jīng)據(jù)典，是非常嚴格的學術寫作。一直用英文寫作，寫這本書給了我一個無比珍貴的機會，我又寫回了中文，畢竟是我的母語。我就開始思考我是用什么樣的文字和怎么寫。因為我真的覺得研究張愛玲，你不能把感性的東西剔除了。沒有感性的文字，研究張愛玲是研究不好的。
“我以前也看了很多研究張愛玲的學術文章，就覺得從一開始就上升到一個非常理性的架構或者理論架構，把它套到張愛玲上面，這個是不成的。她的文字是不能被套住的，她這個人也不能被一種模式給套住，你必須從感性的角度切入，必須把那個感覺找對了。
“光是從文字到文字，文本到文本，還真是做不到，你真的還是要有體會。就像我說的印度支那的那條路，如果自己真的走過那條路，就能明白本森的文字里捕捉的是什么，當年讀到這些文字的張愛玲又從中看到了什么。氛圍都出來了，寫作的時候文字肯定會受到渲染，肯定會有自己的生命體驗在里面。我覺得這本書跟以前所有學術文章的不同，在于有寫作者自己的生命經(jīng)驗在里面。”
上世紀90年代，黃心村在上海做張愛玲博士論文研究時采訪魏紹昌先生 （受訪者提供/圖）
帶著港大的小氣候遷徙，開始漫長的寫作生涯
身為嚴謹刻苦的學者，黃心村卻并不想寫一部100%的學術著作，她解釋道：“學術文章看的人太少了，我寫這本書，立志不用腳注（需要了解資料的可以去看最后的長長的書目），就不會妨礙閱讀體驗。我希望我的讀者能超越學術圈，我甚至希望我的讀者不只是張迷。我相信張迷是一定會喜歡這本書的，但我堅信非張迷也會喜歡。我最近聽到的反饋，最讓我覺得有一點小得意的是，這些讀者根本不是張迷，甚至從來沒有讀過張愛玲的東西，而這本書卻為他們還原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香港那種特殊的文化氛圍，讓他們覺得特別有意思。”
李歐梵看過書后對學生的變化給予了高度評價：“如今心村把張愛玲的散文風格移植到這本書中，變成了她自己的學術語言，娓娓道來，引人入勝，非但與眾不同——不像一般學術論文艱澀聱牙，故作抽象思維，讀來反而空洞——而且深得張氏文筆的真髓，這也是我讀本書愛不釋手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即使在張學領域，我認為本書的貢獻也是獨一無二的?！?/p>
他同時感慨，黃心村的這本書之所以引起他的共鳴，也許是因為我們現(xiàn)時都在香港，對香港有強烈的感受，因此在學術上得以心靈相通。
2017年，黃心村來到香港大學擔任比較文學系教授，此前她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了17年的書，從未在香港生活過。短短幾年，能對香港有如此深厚的理解與感情，讓長居香港的李歐梵都感到敬佩和詫異。
這種積淀與初來者的新鮮目光相關，但更多要歸功于這場研究旅途中的熱忱和敏銳，黃心村在《緣起香港》結尾處總結道：
文學之成為世界文學，必然是因為生成的人文環(huán)境中已經(jīng)有了文字跨越各種界線的氣候條件，這些條件在張愛玲于港大求學的不足三年里已經(jīng)生成一個小氣候。張愛玲貫穿一生的雙語寫作，循其根源是在港大求學時期的那個小氣候。
香港是東西方的匯流，她的老師們在東西之間的游走對她是潛移默化的影響，戰(zhàn)前香港的世界主義人文景觀在她求學的歲月是風，是云，是陽光，即促成這個小氣候的要素。隨后的香港之戰(zhàn)對這個尚未成為大氣候的校園人文傳統(tǒng)是個沉重的打擊。沒有完成學業(yè)的女學生張愛玲，帶著這個小氣候遷徙，開始了她漫長的寫作生涯。
我們可以想象一張隨著時間推移的縱向世界街圖，日益密集、擴散的圈圈點點是張愛玲生命中所觸及的語言、文本、文體、族群、年代、地域、信仰和文化，星羅棋布，十分壯觀，有些是她親歷的，但更多的是文字之旅，其中更有直面戰(zhàn)爭、死亡、流徙的刻骨體驗。我們也可以另外想象一張縱向世界街圖，顯示張愛玲的作品在這幾十年里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超越了中國文學乃至華語文學的范疇，最后踏入了世界文學的領域。
張愛玲說《小團圓》“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之后也還有點什么東西在”。張愛玲之于香港，似乎也是這樣，一別、再別、最后的辭別之后，仍然還是“有點什么東西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