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語文當成工具，用那種反復訓練的方法來進行學習，結果就是把語文課堂變成了生產車間，把學生當作技術工人一樣來訓練，教育就淪為一種技術培訓。在這種培訓中，活生生的語言、生動的文學世界變成了一堆堆僵死的‘知識’。”
兒童文學專家、國際格林獎得主朱自強曾經連續(xù)多年批閱高考作文卷子，還曾擔任高考閱卷作文組的負責人，在他眼中，這幾乎是一份苦惱的工作，在相對集中的時間內，每天高密度、大批量，看到的多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散發(fā)出車間流水線產品的氣息，仿佛用粗糙的工業(yè)模具壓制而成，令人眼前一亮的好文章寥寥無幾。有時，甚至連專家們集體討論投票出來的滿分作文，其質量也令人懷疑。
“2020年浙江有一篇滿分的高考作文，叫《生活在樹上》，這篇作文最初得分并不高，后來整個閱卷組，語文教育的專家，由大學教授領著，經過集體討論之后，改判給他一個滿分。可是這篇作文在我眼里就是一種八股文，說些漂亮話，沒有自己的思想，里邊大量地引用名人名言，什么卡爾維諾、海德格爾……我數了數，幾百字的文章里引用了七八個名人的話，而且有些引用的內容和他要表達的主題之間也沒有什么關聯(lián)，有的引用甚至是生拉硬套的錯誤理解……”
朱自強在給學生講授的通識教育課上，把這篇滿分作文印發(fā)給了他的學生，希望學生們也效仿專家組討論，給這篇作文把把關。結果令人驚訝，這些剛剛從應試教育里脫身出來的學生，在毫無提示的情況下，大都認為這篇文章“不怎么樣”。
這種兩極分裂式的評價，可能反映了語文教育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在學生（甚至老師）的心目中，有兩種好作文，一種是能真正打動人心的好作文，另一種是他們認為符合考試標準的好作文。一個學生即使有能力寫出第一種好作文，但面對試卷的時候，也往往要去寫第二種好作文。久而久之，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漸漸失去了寫第一種好作文的能力。
2022年4月20日，在山東日照東港區(qū)城市書房金港社區(qū)館，家長帶著孩子閱讀繪本。? （新華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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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語文教學，痛在何處？
在漫長的漢語言傳統(tǒng)里，作文能力往往被視為知識分子最為綜合的能力，也是篩選人才的決定性指標。在古代，士子們往往通過一篇精彩的策論就可以金榜題名，得到重用。國家的統(tǒng)治者和選拔者相信，一個人的道德、才能、學養(yǎng)、見識和人品，一個人是否具備文韜武略和治國安邦的能力，都可以通過寫文章來測試。這種科舉取士制度，到了清代越發(fā)“八股文”化，終于在1905年被廢止。不想到了今天，“八股文”又以不同的形式在應試教育中復活。
朱自強常年為教學一線的老師們做講座，這些老師的教學跨度很大，有全國各地幼兒園的園長們，也有小學的全國骨干教師、一線的普通語文教師?，F在活躍在學科領域、在全國知名度很高的許多語文名師，比如竇桂梅、薛法根等等，早年都曾是他教過的國家級骨干教師培訓班的學員。
在長期關于兒童文學教育的實踐中，朱自強發(fā)現，一線教師反映的痛點很多。很多老師在他的培訓現場提出來：朱老師你講得都好、都對，但一回到學校，校長和家長就不是這個要求了，他們要的是好分數，要的是升學率?！把韵轮?，就是我這套建構論的語文觀和語文教學方法，對應到考試中，拿不到好分數。”
但事實并非如此，朱自強所接觸到的優(yōu)秀小學語文教師，教出來的學生應試能力都很強，因為老師教的是更高級的創(chuàng)造性表達、語言文本的意義建構，這些能力一旦具備，再去應試，類似于高維打低維。
深圳百仕達小學，是一所私立學校，因此在教學上有一定的自由度。朱自強曾經連續(xù)三四年，每年暑期到這所學校給教師做培訓。有一次，校長對他講起本校在羅湖區(qū)統(tǒng)考中的考試成績。校長說，自從他們學校開始把文學閱讀作為語文教學的重點之后，成效就漸漸彰顯出來。“一開始，他們通過抓閱讀，統(tǒng)考成績比其他學校的均分高出兩三分，數年堅持下來之后，他們的統(tǒng)考成績，已經高出其他學校的均分十幾分。可見，閱讀抓得越好，持續(xù)時間越長，學生的語文能力就會越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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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強常年為教學一線的老師們做講座，這些老師的教學跨度很大，有全國各地幼兒園的園長，也有中小學的全國骨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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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識”對“應試”糾偏
除此之外，朱自強也在大學從事通識教育的實踐。他擔任院長的行遠書院成立于2015年，自成立之初，其定位就是中國海洋大學通識教育的實驗區(qū)和本科教學改革的“特區(qū)”。朱自強教授的課程名為“大學之道”，從給學生們授課的第一天起，他就明確告訴這些剛剛進入大學的年輕人：今天起，我們將以全新的方式來學習，你們應該迅速地從以前那種應試教育的學習狀態(tài)中走出來。
在朱自強的理念中，所謂“通識”的“識”是超越知識、獲得見識。見識即個人的思想和觀點、個人的判斷、個人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巴ā眲t包含“三通”，第一通是“打通古今中外”，既學經典學傳統(tǒng)，又學今天的現代思想，既學中國的，又學國外的；第二通是“融通科學與人文”，不僅學文史哲，自然科學的思想和方法也要學；第三通，“匯通人與自然”，要讓學生了解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了解我們的生存和自然應該形成怎樣的關系。行遠書院的通識課不是簡單一聽了事，課前要讀大量的相關資料，幾乎每節(jié)課的課前閱讀資料都多達50頁，課中必須有小組討論環(huán)節(jié)，課后還需要做復盤，輸出自己的心得和觀點。這種全程強調主動性的學習模式，也要求學生鼓舞起百般精神去投入。
“我們希望通過通識教育的實踐，能夠對大學教育做出一些改變。中國的大學現在本質上還是專業(yè)教育。你去看學分就知道了，各高校的純粹通識課程的學分，不會占到總學分的10%。學生本科階段大量的時間精力在學專業(yè)知識和技能，結果一畢業(yè)，大多數學生又不做與專業(yè)有關的工作，還要‘改行’。這時你的專業(yè)知識和技能就沒有多少用處了。有用的是什么？有用的是通識教育培養(yǎng)的健全的心智能力、自學能力、思辨能力、超越困難的精神品質等等，這些才是教育的根本，也是學生的立身之本。”朱自強說，這種學習之道，其實應該從孩子的童年就開始，幼兒園、小學、中學，都應以此為基礎，一以貫之，培養(yǎng)心智健全、保有濃厚學習興趣的孩子，而不是等到大學了才來“糾偏”。
但即便是遲來的“糾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巴ㄟ^徹底改變學習方式，行遠書院的學生精神面貌變化很大，行遠書院學生最后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近幾年都是全校最高的，他們學習能力變得非常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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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繪本閱讀“寫進法律”
朱自強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yè)后即留在他就讀的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被動地承擔了兒童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對兒童文學缺乏了解，最初有兩年打不起精神來，當時讀到的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在今天看來，我覺得很多都屬于二三流，兒童文學學術界的研究能力也比較弱。”
幾年后，他作為教育部公派的訪問學者，去日本留學考察。日本是亞洲兒童文學的發(fā)達國家，學術水平在全世界也屬于前列，尤其是兒童繪本創(chuàng)作獨樹一幟，這無疑來源于日本人獨特的歌詠兒童的文學傳統(tǒng)、繪畫傳統(tǒng)，以及他們對兒童教育的重視。留學之初，朱自強的日文水平就不錯，可以直接研讀日文原作，此刻方知兒童文學亦別有洞天?；貒臅r候，他攜帶了十幾箱沉甸甸的行李，全部是在日本收獲的原版書籍。
“其中大量是優(yōu)秀的日本繪本，還有歐美兒童文學發(fā)達國家的那些世界級大作家的經典作品，比如凱斯特納的文集、林格倫的文集，在當時還沒有完全引進翻譯，國內根本看不到這些書。特別是繪本，那個年代真正的繪本在國內非常少，我們自己的繪本創(chuàng)作水平也很低?！?/p>
朱自強希望把這批優(yōu)秀的繪本譯介到中國，他翻譯了其中十本，拿著書稿跑了長春和沈陽的多家出版社，出版社給他的回復都是相似的——“當時是上世紀80年代末，出版社的編輯都說這些書很好，可如果按照國外原版書的品質來印刷，定價太高，怕沒人買?！背霭嫔缣岢隽艘粋€折衷的辦法，就是縮?。喊炎笥铱珥摻y(tǒng)統(tǒng)縮小，然后在一頁紙上，縮印四個跨頁的圖。但朱自強覺得，繪本是翻頁的藝術，隨著翻頁，故事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它的整個講述邏輯和節(jié)奏，都跟形式緊密相連。一旦篡改，原書的藝術魅力就蕩然無存。
到了2000年前后，中國少兒圖書市場的境況開始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改變，市場經濟的活力和加入WTO，讓中國經濟有了騰飛式的發(fā)展，語文教育的理念也隨之出現了變革。
“在90年代末的時候，已經出現了一場整個社會關于語文教育的大討論，當時就提出人文性的問題。要重視人文性，當然就要重視文學性。到了2001年，回應90年代末關于語文教育的大討論，我們的小學語文課程標準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在此之前的語文課程標準是不提‘文學’二字的，完全是遵循60年代出現的工具論，把語言當作一個工具，所選的教材也是滿足工具性要求的，但到了2001年，開始把兒童文學閱讀寫進了小學語文課程標準，比如閱讀板塊，明確規(guī)定了在小學階段，一年級二年級要學童謠、童詩、故事，到了小學中年級要讀童話和寓言，這是以前沒有的。這么一明確規(guī)定之后，整個小學語文教育就都跟著動了起來?！?/p>
語文教學觀的發(fā)展，也帶動了繪本發(fā)展。在日本，小學語文教材一二年級每冊必有一本繪本作為教材。中國的小學也開始意識到繪本閱讀對于兒童語言發(fā)展的效用，這種重視，進而向下延伸到了幼兒園，“繪本一下子就起來了。這也說明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是需要經濟基礎的，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溫飽都有問題，你怎么能拿得出錢來買這么貴的書？”
正因如此，朱自強在《黃金時代的中國兒童文學》一書中，把改革開放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發(fā)展史中“黃金時代”的起點。我們今天依然處在這種勃興與發(fā)展的黃金時代之中。2020年9月教育部發(fā)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里規(guī)定：兒童在幼兒園階段的課程資源不允許有教材，為符合學前兒童的特質和身心健康發(fā)展的需要，學前可以使用的課程資源只有三種：一是玩具；二是道具；三是繪本。如果草案通過，就等于把兒童繪本閱讀寫進了法律。
朱自強。? （受訪者提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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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法的妙用：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事？
南方人物周刊：實際上，早在2001年語文課程標準改革之前，你在1999年承擔的教育部的小學語文文學教育項目中，已經提出了小學語文核心理念必須是文學教育，當時這種觀點的接受度如何？
朱自強：我從兒童文學這個角度進入小學語文教育研究之初，所提出的“文學教育”這一理念是具有超前性的。其實，直到現在，在教育的現場、實踐的現場，在語文課堂上，“工具性”的教學依然壓倒“文學教育”的教學。兩者是不相容的。你只要強調它的工具性，最后就會消解人文性和文學性。把語文，全稱式地判斷為人類交際的工具，我認為是有問題的。我是持“建構論的語文觀”，我比較系統(tǒng)地提出了建構論的語文觀，認為我們的語言、語文，它有傳達信息的功能（包含了所謂的“交際”），但是它還有認識世界、表現心靈的功能。認識世界是指什么呢？我們人類認識世界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沒有語言，在我們的頭腦中這個世界就不會存在。語言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絕不是簡單的工具論就能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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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教育部的科研項目之后，你持續(xù)研究語文教育，最近的成果就是《小學語文兒童文學教學法》，聽說在家長和老師中都廣受歡迎。在那本書中，你從文學閱讀實踐中提煉了18種方法。這“降龍十八掌”你能給我們簡單舉例介紹一下嗎？
朱自強：比如說十八法里有一種方法叫推演教學法。所謂推演教學法就是，我們給孩子們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他們之前沒有讀過，而且你選的這個故事一定是有一個發(fā)展主線，這個主線貫穿始終，但一波三折，而且是前有車、后有轍，下有蔓、上有瓜，有前因后果。然后你講到其中某一處關鍵地方，停下來，不講了，問孩子們，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事？讓小孩子自己去推演、判斷，并拿出一個結論來。
為什么它是閱讀的好方法呢？小朋友在推演、判斷的時候，他必須回到他所面對的故事文本，這個文本此前給他提供的各種信息，他要去分析，建立關聯(lián)、建立因果關系。這種思維是人類思維邏輯的基礎，而且是最強大的一種思維能力。通過推演教學，引導小孩子們把故事一步一步發(fā)展下去，直至完成故事。這種教學方法既是閱讀教學，也是寫作教學，更是思維訓練。
閱讀是一個“建構”，讀者面對作家給出的各種各樣的信息，能夠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代入進去，建構屬于閱讀者自己的意義。閱讀就是建構意義的心智過程。在推演法中，通過一系列的猜測、判斷、聯(lián)系、推論，建構意義的能力就會在這過程中被發(fā)展起來。
2020年11月13日，上海國際童書展上，一位小讀者正在閱讀外文童書。? （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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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記硬背好詞好句，只會扼殺孩子語言的靈氣
南方人物周刊：你覺得我們目前的教育存在什么問題？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好像被扼殺了。
朱自強：歸根結底就是應試教育的問題。應試教育反映到語文教育上來，強調的是所謂基礎知識、基本技能，訓練的時候，就是要“知識”，不要“見識”，知識就是那種信息得來的東西，現成的，而見識需要孩子們自己來發(fā)現、來獲得。應試教育要求你死記硬背已有的知識，不培養(yǎng)學生發(fā)現新的知識這個能力，
死記硬背的典型，我相信每個家長都有感觸，語文閱讀課，主要學的就是所謂好詞、好句、好段落，然后還得抄。那些所謂的好詞就有很大的問題。什么樣的詞叫好詞？應試教育的語言觀里，就是形容詞是好詞，成語是好詞。一寫作文老師就要你嵌幾個好詞在里面，有了漂亮的形容詞就表揚。可這都不是端正的語言觀。
在生動的語言表達里，形容詞派不上大用場，成語也派不上大用場，最重要的是用好動詞。動詞用好了，一個人的語言能力才算提高了。你看文學家老舍、詩人余光中他們都說過類似的話。余光中說，一個詩人只有當他在表現力枯竭、黔驢技窮的時候，才拉來形容詞敷衍了事。
可是我們卻讓孩子先背一些形容詞、背成語。最離譜的是學什么呢？是讓孩子們學一些詞語的什么AABB、ABAB、ABCC的這種結構。這個完全敗壞了孩子們學習語言的興趣，也扼殺了他們的能力。這些都是應試教育的工具論的教學實踐造成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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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很多家長都會有類似的體會，小孩在沒有進入小學之前，他們有一種沒有被規(guī)范過的語言，那個語言很有靈氣，但進了小學之后，常常就被語言的范式束縛住了。
朱自強：你說得太對了。老舍說過，小孩子懂的詞不多，但是他會用這些詞顛來倒去組合出非常有趣的話來。日常生活中，只要你觀察小孩子的語言，你就會看得到，比如山東喜歡吃面，搟面條，媽媽用刀切面條，刀邦邦邦邦這樣切，三四歲小孩子說，“媽媽你看，這刀在走路?！倍嗝瓷鷦?！有的農村家庭，篩米的時候要把糠簸出去，小孩子看到了，就說，“媽媽，你把人也放到簸箕上簸一簸，這樣，就把好人壞人分開了?！边@些孩童的語言都是極有創(chuàng)造性、有表現力的。但是上了小學，我們的一些工具論的語文教育就開始壓制這種自由的表達。
工具論的語文觀，就是訓練孩子做規(guī)范性的表達，就像掌握工具一樣，必求正確，而且要有規(guī)定的標準和規(guī)格。一有標準，一有規(guī)格，就容易把小孩子語言的靈性遮蔽，甚至是扼殺掉。我給你舉一個例子，我看到一位名師，給小學二年級上語文公開課，他教的是一門口頭交際課。他就跟孩子們說，我們說話要說得全、對、好。什么叫“全對好”呢？比如說全，老師就問“你吃飯了嗎”，學生回答“吃了”，這就不全。你必須說“我吃飯了”才全。
但實際上語言是靈活的。你吃飯了嗎？“吃了。”這就可以了。你吃飯了嗎？“嗯?！币部梢浴？墒撬竽惚仨氄f得全，我們有的語言學習要求就是這么死板。
再比如，“媽媽鉆進冰箱找東西”這句話，老師認為說得不對，讓小朋友們說一個對的。孩子們馬上明白了，站起來說，應該是“媽媽打開冰箱找東西”，再問另一個孩子，也說“媽媽打開冰箱找東西”。你也打開，他也打開，全都說是打開，但是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恰恰是“媽媽鉆進冰箱找東西”。這個是特殊情境下的一個語言表現：家里買了一個大開門的冰箱，東西放在很深處，必須往里邊探身子，天氣熱，正好借找東西涼快涼快?！般@進冰箱找東西”，它有什么不對的呢？
2021年4月1日，江西南昌，幼兒園老師給孩子們講故事。（新華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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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自主的選書權，也是給了兒童人格權
南方人物周刊：你長時期研究兒童文學，在你的學術梳理中，中國的兒童文學目前情況如何？我知道你之前有一本書《黃金時代的中國兒童文學》，這個黃金時代是怎么來的？
朱自強：在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發(fā)展的歷史中，到了1950年代，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特別重視兒童文學，鼓勵、呼吁、提倡作家們都來創(chuàng)作兒童文學。當時出現了一個兒童文學的小高峰，我稱為“短暫的黃金時代”。像我們所熟知的張?zhí)煲怼秾毢J的秘密》，1957年出版，就是那個時代的。還有像嚴文井的《下次開船港》，包括柯巖的兒童詩《小兵的故事》，到現在依然是經典。195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就出現了一個飛躍。但緊接著是“反右”和“文革”，兒童文學當然也深受其害。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我認為中國兒童文學才進入了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所以我定義這個黃金時代是從1978年開始，到今天已是四十多年了。
我把這個黃金時代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0年代，是中國兒童文學“向文學回歸”的年代，以前的兒童文學太多教訓了，有很多說教意味。1980年代是一個啟蒙的時代，兒童文學也開始質疑以前那種濃重的說教風氣。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就是周曉和曹文軒。曹文軒就提出，兒童文學是文學，你首先要把兒童文學當文學看，那個時代出現了向文學性回歸的思潮和傾向。
第二階段是在1990年代，我把它稱為是“向兒童回歸”的年代。1980年代追求文學性是有偏頗的，他們的文學性，有很多是成人文學的標準。為了追求文學性，他們寫的人物年齡也偏大，往往都是高中生，寫低幼孩子的作品就很少，覺得在低齡兒童這個年齡段，發(fā)揮不出文學性。但到了1990年代，以秦文君的《男生賈里》為代表，就開始向兒童性回歸了，它更貼近現實中真正的兒童，寫法上那種趣味性，講故事，就都回來了，因為1980年代的時候追求文學性，還有消解故事、消解人物的主張，兒童文學如果消解了故事，兒童文學就不能成立了。
第三個階段就是2000年至今，中國兒童文學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分化期，是一個逐漸走向多元、成熟的狀態(tài)。很多重要的分化在這個時間段里完成，比如說繪本從幼兒文學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類別、幻想小說從童話中分化出來、通俗兒童文學讀物出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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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很多家長在給孩子選書方面有困擾，不知道應該如何去選擇適合孩子們閱讀的書目，你有什么好建議？
朱自強：給孩子選書是挺難的。這里涉及一個偏好問題。我們大人給孩子選書的時候，有時候反映的是我們大人自己的偏好。你可能覺得這是好書，但孩子不感興趣，而孩子想看的書，大人又不認為是好書。
我的主張是：只要不是真正的壞書，比如里邊有暴力傾向、有兒童不宜的內容的，那就開卷有益，大人也不要去剝奪孩子們對閱讀的選擇權，不要小看這個選擇權，這里面其實還有一個兒童人格權利的問題。
現在好的書單推薦很多，家長稍微關注一下，就可以知道童書專家的評價，拿來作自己的參考。我個人也有六項選書的標準，可以供大家參考。
六個標準：第一是以兒童為本位，作家要真正地去了解和表現兒童。第二點，要傳達端正的價值觀。我們有些童書傳達的價值觀是扭曲的，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訓誡兒童的一些作品，甚至有的時下當紅的著名兒童文學作家，作品里也存在著錯誤的價值觀。第三就是要有寬厚的同情心。第四是豐富的想象力。第五是獨創(chuàng)的創(chuàng)意性。第六是幽默感，幽默感是兒童文學應該具備的寶貴特質，好的幽默一定是包含智慧的，是讓你笑了之后會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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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跟一線的語文老師交流教學的過程中，他們會反饋哪些教育上的痛點？
朱自強：痛點主要還是來自應試教育，它帶來的弊端太多了，語言能力學不好，最重要的是它把孩子的童年生活破壞了。學習雖然是要付出辛勞，但它是一個啟發(fā)心智、令人愉悅的精神活動，怎么變成了一種痛苦呢？
兒童教育是一個大概念，包括了學前教育，小學、中學教育，還有家庭教育。教育觀念的改變，要是啟蒙不了家長，想改變應試教育是不可能的?，F在事實狀況是什么呢？很多老師想擺脫應試教育，家長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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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家長們也很委屈，他們覺得是整個一套高考選拔制度造成了這種“劇場里人人都站起來”的內卷，家長為了孩子不在殘酷的人才選拔中落敗，就倒向了只要分數的實用主義。
朱自強：我們理解在現實社會生存的巨大壓力下，家長也很無奈。但根本上，還是他們對人生和成長的問題沒想明白。家長就覺得，我不走應試教育這條路孩子就考不了好大學，考不了好大學將來就沒好工作，沒好工作就住不上好房子、開不上好車，這就一步一步歸順到應試體系中去了。但是他不追問：有了好工作，好房、好車，人生就幸福了嗎？考上北大，人生就幸福了嗎？北大教授徐凱文有篇很有名的文章，說北大學生很多都患了“空心病”，30%到40%的學生厭學，對人生失去信心。這就是應試教育造成的一個結果。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還是沒太想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們的人生，到底什么樣的狀態(tài)是一種幸福的的狀態(tài)？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種狀態(tài)帶給我們所珍視的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