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人，大概都聽過謀殺親夫的Gucci家族掌門人之妻雷吉亞尼的這句話：“寧可坐在勞斯萊斯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彼鏌o數(shù)家境平凡卻向往優(yōu)渥生活的女孩道出了心聲。
但如果這個哭泣的女孩本就含著金湯匙長大呢？披著LV華服的她的淚水，還值不值得人們同情？布魯諾·杜蒙的電影《法蘭西》，提出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與祖國同名的女主人公，或許正提喻著一個關(guān)乎法國、也關(guān)乎人性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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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離
金牌電視新聞主播法蘭西·德莫（由名門之女、LV和Prada代言人蕾雅·賽杜飾演），是家喻戶曉的媒體名人。坐陣于巴黎演播室時，她光鮮亮麗、落落大方，對社會、民生、內(nèi)政和外交問題都能侃侃而談。實地采訪時，她則是滿懷同情心與勇氣的記者，在危險地帶、戰(zhàn)爭現(xiàn)場、跨越地中海的難民船上奮不顧身，將前線影像帶到觀眾眼前。
但她所呈現(xiàn)的一切，果真是真相嗎？
導(dǎo)演布魯諾·杜蒙顯然不這么認(rèn)為。通過精心安排的場景，他向我們揭示了電視新聞影像的虛假：像電影一樣，電視新聞也是由擺拍、表演和剪輯所塑造，只不過它或許比電影虛偽，電影從不聲稱自己呈現(xiàn)的是現(xiàn)實本身，電視卻會這么做。
而法蘭西本人的工作方法，更暴露出她在認(rèn)識論方面的偏離真相。通常來說，電視記者只會在對觀眾講話時直視鏡頭，在與采訪對象對話時會將視線偏離攝像機，以追求客觀效果。但法蘭西卻反其道而行，她向被訪者提問時總是直視鏡頭。這讓她主導(dǎo)的訪談帶上了一絲滑稽的拷問感，也暗示著作為一個媒體人，她的工作方法是反常和過度自我的。
事實上，法蘭西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對第三世界民眾以及本土下位者的關(guān)心，姿態(tài)要大于實質(zhì)。這也是某種屬于法國文化的傳統(tǒng)：從薩特到?？?，再到當(dāng)今的巴迪歐和貝爾納·亨利-萊維，法國知識分子對自身名人身份的在意程度，似乎一直不亞于他們對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關(guān)切，而且他們經(jīng)常傾向于將社會公共問題與個人生活困惑相混淆。自我意識過剩，是屬于法國文化精英的突出特征，法蘭西·德莫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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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但法蘭西的自戀、自私與虛榮，是否代表著她對下位者的關(guān)切是虛假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在駕車不小心撞到一位阿拉伯裔青年后，法蘭西因自責(zé)而患上了抑郁癥。任何來自外界的細(xì)微刺激都會使她情緒失控；她視野中的任何虛偽不公，都會讓她流下無助的眼淚。
法蘭西的眼淚是鱷魚之淚嗎？我們時常會發(fā)出如上疑問，因為即便在變得抑郁后，她依然繼續(xù)與她惡俗市儈的助理開著沒品玩笑，也繼續(xù)堅持著她十分可疑的工作倫理：為了擺拍，她可以暫時登上橡皮船與難民為伍，但她絕不會為此讓海水沾濕她的鞋，也不會真的在橡皮船上過夜，畢竟電視臺條件舒適的工作船只就在不遠(yuǎn)處。
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能感受到法蘭西眼淚中的真摯：什么都不能阻止她每天穿戴LV的名貴衣包，但她也的確懷有真摯的悲憫。事實上，在內(nèi)心深處，她了解記者身份對她的異化：為了流量與名望，她每天都在把嚴(yán)肅話題和他人的苦難轉(zhuǎn)化為商品——能夠本能地感知到這一切的虛偽和不道德，這讓她的靈魂時時處于矛盾與掙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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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
作為一部電影，《法蘭西》在試圖呈現(xiàn)關(guān)于主人公的全部真相，而不僅僅是其中的某一面。導(dǎo)演杜蒙曾說，當(dāng)今媒體所身處的數(shù)碼時代是高度規(guī)范化、無菌、二元的，它在試圖消解世界與人性的復(fù)雜。而《法蘭西》要做的，正是將這種復(fù)雜還原。一個社會可以同時既虛偽又真誠，一個個體也可以同時兼具崇高與粗俗、可親與可鄙。
對于世界的如此認(rèn)知，讓杜蒙的目光在面對法蘭西時也變得無比復(fù)雜。在情感層面，他既充滿譏諷，又飽含同情；在本體層面，他的攝影機既指代著來自觀眾的注視，也是他審視角色和演員的眼睛，甚至還是上帝飽含審判意味的視線：當(dāng)一個俯瞰鏡頭毫無預(yù)兆地在電影中出現(xiàn)時，神性替代了日常，影片基調(diào)也立刻從世俗中抽離。
而法蘭西/蕾雅·賽杜也一次次向攝影機回饋著目光。在影片一開始，法蘭西直視鏡頭的寓意僅來自劇情內(nèi)部——那是她出于自戀，對記者工作進行的越軌實踐。隨著影片發(fā)展，她的目光也漸漸越過劇情，向畫外世界漫溢。她究竟在直視誰：是同樣在注視她的觀眾，是對她進行審判的上帝，抑或僅僅是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她將走向自省，還是墮入更深的自欺？
或許上述所有沖動，全都存在于法蘭西的目光中。她用這雙眼睛時而博取同情，時而謙卑求助，時而自我粉飾，時而認(rèn)真審視自己的靈魂。到最后，這雙眼睛又在虔誠地向上帝發(fā)問：我知道自己身處泥潭，如今已罪無可赦，但我有沒有可能獲得救贖？世間究竟是否存在某種超越性的可能？
從宗教意味濃厚的《人啊人》《撒旦之外》，到近年的《小寬寬》與《貞德》，雖然素材跨越不同地域、年代，但杜蒙作品的核心得到了完整保留：在罪惡骯臟中對超越的渴望，在粗俗丑陋中對神圣的向往。盡管有時他的答案是悲觀的，但他從未放棄追問。
這也讓《法蘭西》既聚焦法蘭西，又超越法蘭西。它不僅是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影射，從根本上，它亦是對于人類生存境況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