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你沒有選擇
潘綏銘的辦公室位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第一間，門牌號400，聽起來像是個編外所在。與其說這里太過簡陋，倒不如說主人不大講究。不知何故，空調(diào)外掛箱稀里煳涂地擺在樓道里（不知環(huán)境學院的人看見會作何感想）。辦公室里是一些陳舊的家具，一面掛鐘的指針始終指向兩點。另一面墻上則是學生贈送的橫幅：師恩如山。這幅字因為反著念也通，因而顯出了幾分喜感。
第一次采訪時，我很自然地坐到他辦公桌對面。他指指與他相鄰的那一側(cè)：“坐這兒不是更好嗎？”我知道這種90度的格局比起面對面會讓雙方更放松一些，但顯然，他比我更重視交往中的細微之處。
潘綏銘是我見過少有的既快人快語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說起話來富有節(jié)奏，而那張卡通化的臉則強化了這種表現(xiàn)力，他是個天生的演講者。幾個月前的一個秋夜，北京彼岸書店舉辦的一次讀書沙龍請他去講《我們時代的性與愛》。主持人致開場白時說：“今天晚上我們的主題是性，可能在很多人看來，性是一個神秘的、難以啟齒的話題……”他接過話筒：“對性還覺得很神秘的有嗎？小孩都不神秘了吧。”眾人哄笑。
潘綏銘的口才在人大是出了名的，從10年前到現(xiàn)在校內(nèi)流傳的各種版本“四大名嘴”，里頭都少不了他。演講中觀眾的哄笑總是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它以片刻的默契讓人忘記了個體間的千差萬別。提問環(huán)節(jié)則輕而易舉地揭穿了這個假象。有人問道：“我們應該怎么樹立正確的性愛觀？”潘綏銘避開提問者的目光，像在自言自語：“我好像回到了16歲，1966年……”
他拿出長者的姿態(tài)勸勉年輕人“不要這么說話”。因為“沒有正確，也不需要樹立”?！斑@東西想樹立也沒那么容易。我都被樹立60年了，還這么反動。我們現(xiàn)在應該更多地總結(jié)出一些標桿來。”
1966年是潘綏銘的人生轉(zhuǎn)折點。這一年“文革”爆發(fā)，潘綏銘正上初三。作為“老三屆”的一員，他必須中止學業(yè)離開北京，到黑龍江黑河一農(nóng)場“上山下鄉(xiāng)”。自傳中他寫道，從15到35歲，“當過紅衛(wèi)兵、狗崽子、農(nóng)場工人、大集體鍍鋅工、工農(nóng)兵中專生和機關(guān)小職員，所以哪個階層也不像?！?/span>
出身“老三屆”的知識分子對人生的這段經(jīng)歷感情復雜。被耽誤掉的青春自然無可挽回，而荒誕歲月里隨大流的荒唐事則更難以原諒。
“你沒法向后代解釋當初怎么那么傻?！迸私椼懻f，“忠字舞不是跳一回，是跳了兩年吶。沒法解釋，純粹的傻逼事兒?！?/span>
但無論如何，所有人都一樣。潘綏銘錯失了成為“新三屆”的機會，等到他以同等學力考取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時，時間已經(jīng)是1981年。31歲的潘綏銘迎來了人生新轉(zhuǎn)機，他還是8個月大的孩子的父親。3年后，他被分配到人大歷史系。系主任號召年輕教師開新課，他報了門《外國性觀念發(fā)展史》，竟獲批準。1987年，潘綏銘索性調(diào)到社會學系，正式開始從事性社會學的研究。
這段歷史如今說來似乎一切水到渠成，乏善可陳。潘綏銘曾經(jīng)拿弗洛伊德的理論分析過30歲前的經(jīng)歷，試圖尋找自己從事此項研究的某些依據(jù)。他很快得出結(jié)論，自己的人生與那些50后同齡人并無差異：老三屆，上山下鄉(xiāng)，“文革”。“那個年代你沒有選擇?！彼麑δ切┳穯査畛跹芯縿訖C的年輕人說，你們不理解那個年代，因為“所有人都一樣”。
潘綏銘研究性的起因恐怕找不出什么童年依據(jù)。他將自己走入性領(lǐng)域的原因歸結(jié)為只是偶然讀到學校圖書館里的那幾本有關(guān)性的英文老書：爪哇男子在自己陰莖上穿6個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權(quán)力地位；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親用嘴含著青春期兒子的陰莖使其平靜。這些描寫都讓他大開眼界。
在研究性30年后的今天，潘綏銘稱自己的神經(jīng)仍能被輕易撩撥：孩子們提到“菊花”都會讓他“一顫”，網(wǎng)上也是“爆菊”亂飛?！斑@個事怎么會這么多中國人都知道了？”他感嘆道。
這幾年臨退休，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課沒過去那么熱了。雖然他也說過自己的終極目標是“沒有一個人來聽他的課”——這意味著性不再稀奇，但對一個熱愛講臺的人而言，臺下學生不咸不淡的反應卻也讓他有些落寞?！?/span>90年代我經(jīng)常講點兒紅衛(wèi)兵的幽默，大家都會心一笑，說這比聽相聲過癮?！迸私椼懻f，“這10年不行了，孩子們（對‘文革’）太陌生了，‘毛主席教導我們’，我瞅瞅下面，連微笑都沒有了?！?/span>
學生們依然會鼓掌，但莫名其妙的掌聲反讓他感到惱火?！绑w制把人訓練得越來越面具化，這么小的孩子都喜怒哀樂不形于色。儒家多少年都沒練出來，現(xiàn)在咱們給練出來了?！?/span>
媒體與性
潘綏銘從事性社會學研究的30年，正是中國人性觀念和性行為發(fā)生劇烈變革的30年。在1983年流氓罪要判死刑，而2013年車展上的車?？梢砸虏槐误w。潘綏銘說，性革命在中國已經(jīng)成功，性的精神禁欲主義已然逝去，而性的時尚則是現(xiàn)在這一代年輕人的主要敵人：日常生活中鋪天蓋地對于性方面的流行文化與時髦表現(xiàn)的描述、推崇與引導，正潛移默化影響著每個人。他在《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一書中表達了對媒體在其中推波助瀾的厭惡：
說來悲哀，我們中國人對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各大網(wǎng)站上去看看，關(guān)于所謂性知識、性教育、性健康、“性?！钡木W(wǎng)站不計其數(shù)，但其內(nèi)容幾乎都與社會無關(guān)，與文化無關(guān)，甚至與社會性別無關(guān)。這樣的“禁區(qū)變鬧市”，對中國人關(guān)于性的認知水平總歸是失之偏頗，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人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黃盈盈是潘的衣缽傳人。起先她拒絕了我通過出版社的采訪邀請，但后來跟潘通過電話后又答應了我?！拔覀儙熼T都這德性，”在性研究所辦公室，她坐在潘綏銘的位置上笑道，“這點上可能是受潘老師影響，我們對媒體都保持一些距離?！?/span>
潘綏銘承認他對媒體的偏見?！白鰧W問的人都有一點，”他為自己辯護道，“斷章取義沒上下文單獨摘出一句來，很糟糕?！彼谖⒉撍瑓s不愿發(fā)言：“140個字說不清楚。喊口號現(xiàn)在不適合我?！彼袀€博客，大約每周更新一次，但關(guān)閉了評論，“我沒時間看，不回又不好意思?！边@樣跟讀者的互動就只剩下點擊量那個數(shù)字。網(wǎng)站編輯隔三差五推薦某些篇目，點擊能有十幾萬。那些不被推薦的文章閱讀量一般是幾百到一千?！耙膊诲e了。中國有一千人在看我文章，我覺得已經(jīng)超乎我想象了?！?/span>
社會學家李銀河是潘綏銘的同齡人和朋友，兩人的經(jīng)歷也大體相當。跟潘一樣，李銀河也不愛跟網(wǎng)民互動，盡管她開放了評論。但李銀河對媒體的態(tài)度比潘綏銘積極，當然她也引發(fā)了更多的爭議。李銀河毫不掩飾她對點擊量的關(guān)注：“我有個小小的陋習：每次發(fā)一篇博客，隔了十幾分鐘點開看一下，看到讀者已經(jīng)過了五百，心中竊喜。想起梁文道的話（香港最好的小說只能賣500本），心說：已經(jīng)超過了?！?/span>
她同意在媒體上發(fā)聲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就算會因此招來非議?！爸R分子就是社會的看門狗嘛，”李銀河說，“你必須出來發(fā)聲。80年代參加換偶的人是要槍斃的，你不出來反對怎么可以呢？”
我問她潘綏銘不愛發(fā)聲算不算一種失職?！拔乙膊辉敢庹f什么失職，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工作重點嘛。我覺得也是人家的自由?！崩钽y河說。
我想潘綏銘對大眾媒體的不滿主要在于“被編輯”。在他不遺余力四處推廣的人大性社會學研究所網(wǎng)站上，你可以看到站長潘綏銘的自得其樂。這個網(wǎng)站的框架結(jié)構(gòu)和設(shè)計風格顯露出一種早期互聯(lián)網(wǎng)的審美。他收羅各種讀者來信，有夸有罵，不一而足。一個富有歷史學特色的條目是“潘綏銘的分類大事年表”。里面記載道：“1986年，614位北京市民的性生活調(diào)查，失敗，結(jié)果未發(fā)表?！?/span>
在這張年表下方關(guān)于自己的學術(shù)介紹里，潘引用了大眾傳媒送給他的“中國性學第一人”和“性學教父”兩個稱號，雖然他表示不喜歡它們。
2013年，第11屆全國（廣州）性文化節(jié)，參觀者拍攝鋼管舞女郎
自娛自樂
20年前，一位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法國博士對潘綏銘說：現(xiàn)在你可能是最激進的，但到50歲時，你會變成一個儒家。他不服氣，“我不愿辜負當年把我引向性學的那種激情，我會一直告誡自己的?！彼谧詡髦袑懙?，“當然，如果劇變的歷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拋棄了我，我會欣慰的。”
他在80年代就已成名，不斷被人請去開性學講座，聽眾是大學生、社會團體、婦女組織，包括醫(yī)科大學的博士生；他在報刊上開專欄；甚至還客串過一陣心理咨詢師的角色?？梢韵胍?，在精力最旺盛的中年，他曾以普羅米修斯般揮灑熱情去填補社會對性知識的需求。
屬于80年代的那種理想情懷，支撐著潘綏銘熬過了90年代的前幾年?！熬葒让窭?，促進社會改革啦，這些情結(jié)我那時候還是有一點?！迸私椼懻f。對于將個人與國家命運緊密聯(lián)系，李銀河的解釋是：“因為在我們青春期的時候，中國亂得實在不像話，大家的命運都跟這個連在一起，你想不關(guān)心都不行。”
大約在1995年之后，潘綏銘的想法開始有了變化?！皩W術(shù)做多了，你就明白學術(shù)這個東西，就是為了小眾而做。愛因斯坦現(xiàn)在都沒幾個人能真正理解。所以明白了這個你就心安啦，不急功近利。否則你對社會現(xiàn)實很失望。你都抱著改變中國的（動機），那中國沒變你不活了？”
潘綏銘開始了他學術(shù)生涯中最為重要的兩項研究：紅燈區(qū)考察和針對中國總?cè)丝谛陨詈托躁P(guān)系的抽樣調(diào)查。他慢慢減少了在媒體上露面的次數(shù)，專注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李銀河曾跟潘綏銘感慨道，在理論上我們都是殘廢。潘接茬說你是殘廢，那我就是弱智了，你好歹在美國拿的博士學位，我可沒有。潘綏銘也不諱言他們這代學者的理論功底不如他們的弟子，“韋伯到哈貝馬斯，他們都背得溜溜的，我是基本上都不太知道?！?/span>
你能聽出他并不太在乎這些理論。他并不掩飾對空談理論者的鄙視：“很多人讀書讀傻了，滿腦袋理論，沒有一個是從生活中來的。張口閉口博弈論。我就說你是不是中國人，我怎么跟胡錦濤博弈？符號互動論，我怎么跟我老爸符號互動？你們根本不明白，那是自由社會，人人平等才能互動啊?！?/span>
我很難不想起毛澤東的“知識越多越反動”，以及“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怪異論斷。
“這叫時代烙印，最年輕時候的東西往往起作用更大?！迸私椼懻f，“實地調(diào)查是革命話語灌輸給你的，西方當方法論來學，可是50年代長大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個，沒有調(diào)查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span>
即便在學術(shù)專著中，潘綏銘也不放過嘲弄他的同行們（國內(nèi)和國際）的機會。他根據(jù)團隊多年調(diào)查經(jīng)驗寫出的《論方法》一書，在嚴肅探討社會學本土調(diào)查經(jīng)驗之余，極盡嬉笑怒罵吐槽之能事，批判學界研究中各種荒誕。自然也順帶擠兌下媒體：“大眾傳媒一介紹某個調(diào)查，就喜歡說調(diào)查者千辛萬苦頂風冒雨，就好像在表揚一個邊遠山區(qū)的郵遞員。這實際上是在貶低調(diào)查者，難道學術(shù)研究只需要克服物理上的困難就可以了嗎？”
潘綏銘自己也承認，他們這代學者在學術(shù)訓練上不如晚輩規(guī)范?！坝行┤藭f他沒有學術(shù)味道，但這是他的風格?！秉S盈盈說，“我們這代人科班出身，缺的可能是對問題的見解，這方面是潘老師的強項?！迸私椼懗８嬲]學生的一句話是：“與其細節(jié)上精益求精，不如在分析中入木三分。”
他對“理論派”輕蔑的底氣，恐怕來自于他持續(xù)20年的實證研究——據(jù)此寫成的39篇英文論文還得以在國外發(fā)表。時任人大社會學系主任鄭杭生曾對潘綏銘的《中國性學研究系列報告》給予高度評價：“在中國，這是首次嚴格運用社會學規(guī)范的實證方法，對于中國整體情況的全面反映與分析。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視為性社會學在中國日益成熟的標識之一?！?/span>
1998年，潘綏銘在廣東東莞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紅燈區(qū)社區(qū)考察。此后他帶領(lǐng)學生定向調(diào)查了全國21個紅燈區(qū)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媽咪、老板、幫工與相關(guān)人物?！案胀ㄈ私佑|多了，你就明白，就算要救國救民，也得他們自己來，不是我來救?！?/span>
我問他什么叫救，“爭取他最好的前程啊，這就是最好的救?！彼e了個例子，“你看咱們一個局外人的想法，對小姐來說什么是最好的？回家？從良？越了解就發(fā)現(xiàn)真是多樣化，有的人真想在這里面解決婚姻問題——在嫖客里找個老公。她的邏輯是：他嫖過我，所以誰也不嫌誰。在咱們這種干凈社會中，從來沒有想過這個。”
在一次預防艾滋病的調(diào)查中，有個礦工曾笑話他：“我們明天都不知道會不會被砸死，你還問我戴不戴安全套？”這讓潘綏銘感嘆缺乏對方的生活體驗，老手也會問蠢問題。“另一個世界的事情咱們想都想不到，世界是在不確定而非確定性上建立起來的?！?/span>
就在他潛心做研究的這十幾年間，各類草根組織和NGO風起云涌。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潘在早期扮演社會啟蒙角色的接班人，但潘綏銘并不會因此而得到晚輩的敬意，曾有年輕人當著他的面罵：“你們就會自娛自樂！”
此時的他表現(xiàn)出良好的分寸感，“我想我要是二十多歲的時候，我也是會這么罵別人的，不稀奇。”這句話聽起來既有老者的風度，又因其感傷的口吻引人同情。接下來他說道：“可是做一個研究如果不是自娛自樂，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堅持不到?！?/span>
1月31號之后，潘綏銘就可以正式開始自己的退休生活。盡管他享受演講，但并不熱衷于社交。每天在家讀書，上網(wǎng)，思考。潘綏銘是個軍事迷，號稱已經(jīng)看完了網(wǎng)上能找到的所有戰(zhàn)爭片，他覺得德國拍得最好，“因為他們是戰(zhàn)敗國?！钡瞄e他還會玩玩《戰(zhàn)地1942》，那是10年前的一款電腦游戲。“這個游戲有個好玩的地方，就是每個敵軍在被打死的時候會顯示他的名字?！彼榻B自己在這款游戲中發(fā)現(xiàn)的“意義”，“它能讓你意識到，你打死的不是敵軍，而是跟你一樣有名有姓的人啊。”
女兒的性教育
人物周刊：你對女兒的性教育是怎么樣完成的？
潘綏銘：沒有特別，就是早早把書買到家里，性方面的書。我這個不可復制性就在于我家里書全是性的書，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教育。她從識字開始就看，看懂看不懂反正她看，她想看隨時都有。我給所有人的建議就是這條，家里買上一兩本書，別專門買什么兒童性教育，沒必要。只要跟性有關(guān)系的，通俗一點的，你就買一本，愛擱哪兒擱哪兒，小孩好奇心強，他很快就翻來看了。你要說哎呀那個書的質(zhì)量，你放心好了，中國有個審查制度，偏離主流的出版不了，只要國家賣的書你就買吧，肯定是主流價值觀的。
人物周刊：你也沒跟她主動談過嗎？
潘綏銘：到了初中時候問過。他們早比我們想的要快得多，她早就想過這種問題了，只是不跟你家長談而已。
人物周刊：為什么不談？
潘綏銘：代溝，很簡單。
人物周刊：你是專家啊。
潘綏銘：沒跟你說做研究跟自己是兩回事，你研究性就得做性，那你研究殺人你還得殺人嗎？這是兩回事。咱只能過日常生活，不可能過別的生活。
人物周刊：她對你研究的這些是什么態(tài)度？
潘綏銘：特別小的時候她跟小孩說過，說我爸爸是研究性的，我聽見了。但那是因為她也不懂，小孩也不懂。初中左右大家能聽懂的時候她就不說了，等她上了大學，大家都能理解的時候她就又說了。大學以后就不避諱了，中學的時候有點避諱。
人物周刊：是你避諱還是她避諱？
潘綏銘：她避諱，我沒法避諱，我怎么避諱，我說的就是這個。
人物周刊：比如說我想研究一下毛片，我是不是應該當著她的面看這個呢？
潘綏銘：不會的。
人物周刊：避免了這種局面這就是避諱。
潘綏銘：應該沒有。她初三就跟我出去做過社會調(diào)查，高三的暑假還跟我們?nèi)ミ^紅燈區(qū)，還幫我們做了幾個訪談。但那時她太小了，質(zhì)量不行所以我沒用到。我們有一本書還寫了她的名字呢。她比較活躍，會跟人打交道，人家看她小，也不戒備。但中國這種家庭關(guān)系之下，子女一定不會繼承父業(yè)，幾乎所有人都這樣。她第一不想研究性，第二不想做學問，第三不想當老師，因為外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光環(huán)，親人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缺點。
未來的性
人物周刊：說說未來的話題吧。你書里講到科技改變性，實際上是人的行為方式的改變。
潘綏銘：總體上改變，不僅僅是性。
人物周刊：這種東西會有一個質(zhì)的改變，比如說裸聊，算做愛嗎？
潘綏銘：這就是所謂質(zhì)的改變。很簡單一句話還要不要身體接觸，沒身體接觸還叫不叫性？甚至將來的腦電波交換，連生殖器都不涉及了，那可真的是質(zhì)變?，F(xiàn)在不管你怎么解釋，離不開身體吧，離不開生殖器吧，如果脫離開呢？這才是真正的危險。那個東西一旦推廣，速度會比過去快，過去用100年，以后可能用10年，甚至一年，傳統(tǒng)結(jié)構(gòu)不可能變得這么快，婚姻不可能變得這么快，愛情也不可能，那你對大多數(shù)人就是沖擊。迅速適應的人一定是少數(shù)。
人物周刊：我突然想到，對于性我們到底是把它當成一個目的，還是說它只是手段。
潘綏銘：這個也是80年代就討論過，但沒那么深入，應該是說你具體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中國這種情況下應該是有答案的。
人物周刊：以現(xiàn)在來看的話，我們在消費性。
潘綏銘：它本身就變成目標了。
人物周刊：我們要消費性的目標是為了快感。那么吸毒獲得的快感比性要高出千百倍。
潘綏銘：沒錯。
人物周刊：如果毒品泛濫，大家可以用很少的成本獲得毒品，對做愛這事根本提不起興趣來。
潘綏銘：樂觀派從來都是這么看問題，這就是必要代價。然后人就變了，人就變成另一種不需要性的人了，他們就這么認為。悲觀派往往說這不行，就是這么兩個基本思想。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悲觀派？
潘綏銘：不，我根本上來說是樂觀派，樂觀派你才可能寬容。
人物周刊：但你老是用糟糕這個詞。
潘綏銘：這是社會學的訓練，社會學的問題意識，一說問題就往往是負面的，問題本身就帶有負面含義，這也是社會學帶來的。歷史學可不這么看問題。
人物周刊：你選擇歷史學的角度？
潘綏銘：對，你要沒有這個角度的話，那你看什么都是問題，看什么都糟糕，那我就一定成為保守派了。從保守派角度我也能寫無數(shù)文章來批判：性愛分離，沒有愛了你那個性不變成動物性了嘛，80年代很多人都這么說。你站到過去，當然就會變成孔子那樣了。你站在現(xiàn)在批判現(xiàn)在，這是社會學，你要站在將來批判現(xiàn)在你就是歷史學了。所以歷史學比我們更深刻就是在于這兒，它縱觀至少兩千年以后，思路和思想就不一樣了，它不會局限在現(xiàn)在來看。
人物周刊：之前有人說你50歲會變成儒家，變了嗎？
潘綏銘：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跳出自己來看的話，也可能。你為什么從階級斗爭逐漸走向?qū)捜荨⒍嘣鹊?，說不定真是受儒家的影響。因為儒家總體就是中庸嘛，擺平嘛，不要太極端。像黃盈盈他們后來人肯定會做出這個判斷的，就是你們老一代學者越來越儒家了，越來越和稀泥了。這完全可能。生命周期不是你能抗拒的。人越來越保守，很少有人能跳出去，那些大學者實際上也沒跳出去。當然往好說你是越來越六十耳順了，那不也是，說來說去不還是儒家嘛。所以你要保持激進狀態(tài)，只是激進的目標不一樣，你仍然保持一個奮發(fā)向上的精神狀態(tài)，但具體做研究針對誰，那個不要搞階級斗爭。這也是不同時代，我們時代愛用這種話。有個研究生就跟我說過，潘老師你上課有些幽默聽不懂，我說那也沒辦法，因為新的幽默我也不會。
人物周刊：黃盈盈說現(xiàn)在網(wǎng)上的段子你比她知道的還多。
潘綏銘：我是專門看黃段子，或者是笑話段子，其實就是為了盡量別落后。
人物周刊：有一段時間你還自己來寫段子是吧？
潘綏銘：那是為了預防艾滋病，功利性太強了，寫一點段子，因為段子才真的有影響。
人物周刊：那個怎么樣？
潘綏銘：后來被一個家伙去冒領(lǐng)獎去了，然后評委又是我。后來獎還是給他了，他拿走我不拿，這就叫自得其樂，誰都不知道，但我知道這是我的原創(chuàng)，就行了。我做了點貢獻，獎誰拿走不重要。
人物周刊：大概是20年代蘇聯(lián)有人提出過杯水主義。你覺得這個東西會實現(xiàn)嗎？以后會不會跟某人做愛就跟請吃個飯一樣。
潘綏銘：局部的，在歐洲特定情況下特定人都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去意義化，這個事已經(jīng)沒那么多意義了。
人物周刊：吃飯也是有意義的呀。
潘綏銘：對，它也可以去意義化?？觳途妥プ∵@點了，你說好吃嗎？真說不上。營養(yǎng)？你說什么麥當勞都是垃圾食品，它暢銷，就是去意義化。商業(yè)成功都是這個，像什么4G、3G，我現(xiàn)在都沒明白2G跟4G有什么區(qū)別，你甭考慮這個。我原來不是說，哪天人都不談性了，這才是理想狀態(tài)，它沒那么多值得談的，也沒那么多值得去考慮的，它就是很平常的事，最低限度跟吃飯一樣，吃飯你也得考慮吧，不是說真的什么都不考慮，但你考慮很有限，什么樣的飯館，什么樣的菜價，沒什么再偉大的意義、再高的價值。性將來也是，總得挑人吧，合適不合適，也就這么點考慮，什么家庭、社會那都沒了。
人物周刊：我們是在朝這個方向前進嗎？
潘綏銘：一夜情，不就是越來越朝這方面走，什么時候大家都認為它就是一夜性，把這個詞都改過來以后，它就變成這樣了，現(xiàn)在大家還不得不用一個情來遮遮掩掩。其實約炮要是流行以后就證明這點也沒了，連愛的意義都去掉了。反過來咱們社會學都說，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如果反彈相當大，那在一段時間內(nèi)你就成不了氣候，或者說它會變成一個多元存在，你只是多元中的一小元。從力量對比上來說它很弱小，仍然是弱勢群體，仍然是邊緣群體現(xiàn)象，可我們要的不就是這個嘛，你承認我是一元，給我一個空間就完了，不能要求它成為主流。
山東濟南，一位婦科醫(yī)師在一所學校內(nèi)給女學生上青春期生理衛(wèi)生常識課
（實習記者謝思楠、姚梧雨童、鄭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