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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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安徽銅陵，如果沒有郭熙志的幫助，我很難走近他拍攝的《渡口編年》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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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開始，郭熙志返鄉(xiāng)拍攝改制之后的渡口三家的人生變遷，一拍便是20年。時間的力度，他與鄉(xiāng)鄰的親近感，讓這部片子有了些許平民史詩的意味。不過，紀(jì)實風(fēng)格，并非人人能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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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其貼近、寫實的鏡頭之下，賀家、周家和陶家，由表面到里子，幾乎毫無遮蓋地暴露在觀者眼前。周鑫和賀奐年少時的“垮”和無所事事；陶家兄弟的好賭，家庭爭執(zhí)；以及中年后經(jīng)歷人生挫敗的賀國平，在同學(xué)聚會時被老同學(xué)促狹，他在初戀面前的尷尬和失意，全都被鏡頭捕捉下來。這讓妻子對郭熙志頗有點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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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肯定挺不舒服的，我們過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可以，（何必把這些都抖出來？）我有我們的生活，我的生活不需要你。我這樣過我也挺好的。”我能理解賀妻的心態(tài)。看在老郭和丈夫多年至交、又幫過兒子入伍的份上，她沒有反對過紀(jì)錄片的拍攝。但對記者再找上門，她有不快和拒絕的權(quán)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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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渡口》這個選題，我原本想把渡口這幾家作為一個切片，來觀察所謂小鎮(zhèn)/縣城青年在制度變革、時代浪潮席卷里的飄搖?？雌饋?，身在普通船運公司下崗職工家庭，他們的出身似乎注定了上升通道被鎖死，“難以翻身”。但這里邊一定也有個人能動性使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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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和周鑫、陶軍走近，我對他們“功利性”的判斷漸弱。憑什么就認(rèn)為他們的人生過得差、缺少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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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蒯樂昊說，讀到“周鑫說，把孩子安靜地帶大，讓他們學(xué)著做個人”，她幾近淚奔?！坝X得這個人內(nèi)心的價值觀還是很深沉。還有陶軍，他說一生只跟一個人談戀愛。說明他的真誠。這個年齡的年輕人誰還會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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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國平的懷才不遇，郭熙志對賀國平懷有的濃郁深厚的情感，也成為三部片子里最“沉”和揪心的一段。如果沒有郭熙志長年的跟蹤，以及他對賀國平的理解，我們也很難能捕捉到這樣一位“鄉(xiāng)里君子”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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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郭熙志拍攝的《渡口》、《遷鎮(zhèn)》、《工廠青年》等片都受到了圈內(nèi)的關(guān)注。但我卻對他早年在深圳拍攝的《典型》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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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是從小照顧得了絕癥母親的中學(xué)生小伍，學(xué)校、當(dāng)?shù)孛襟w，甚至她的母親都希望她得到宣傳，成為典型。但小伍很抗拒，覺得自己所做的理所應(yīng)當(dāng)，而且和母親的日常相處里也有一些小沖突，并不是宣傳能展現(xiàn)的那么“高大上”。在郭熙志的鏡頭下，小伍一直與外界對她的期待較著勁。在二十多年前，能抓到這樣的人物，不得不佩服郭熙志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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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上其實有小伍和賀國平的雙重影子：有反叛精神，但又依賴體制，無法掙脫自己厭惡的現(xiàn)實。但若有一絲機會，還是會在網(wǎng)里扒開些縫隙透氣，搏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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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志說，他上大學(xué)專心做學(xué)問，后來選擇到深圳電視臺，是出于原單位調(diào)動，“所以你看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有一種對安全感的依賴，畢竟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苯Y(jié)果到了電視臺，他慢慢變成了“街頭混子”，在體制內(nèi)游戲，染上了許多惡習(xí)。清醒之后他把自己“偷渡”出來，拍攝了《渡口》和《遷鎮(zhèn)》等。但萬萬沒想到，電視臺也會把自己搞下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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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真是個非?；闹嚨牡胤?，我看他們在局中也很荒謬，我自己在里面恐怕也很荒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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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次一次地從深圳回到老家拍片，對他既是一種回歸、釋放，回到他最自如的、可能也是半想象的母體里，也是與他不屑但又已經(jīng)融入的城市江湖的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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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樂昊說，如果這篇稿子能把郭熙志本人也被“時代拋下”的歷程作為一條線索，和渡口三家交織在一起，稿子會更有力度和好看。的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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