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半年，因為頻繁地做社會題，我對政策的關注明顯增加。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白天剛剛研讀過的政策和宏觀數據，晚上陪家人看電視，聽著新聞又能再“復習”一遍。相比做單純的人物報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或許是時效性選題的另一種回饋，所謂“時代注腳”的感覺會更直接一些。帶著這樣的視角去研究數據和政策，你看到的就不再是枯燥的條款和空洞的數字，而是一個個具體的行業(yè)，一個個特定的人群，以及背后立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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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寫深圳樓市調控也是一樣。坦白講，對于房地產，我之前涉獵很少。研究生畢業(yè)后來到北京工作，買房也是近幾年的事。對我而言，買房是給自己找個安穩(wěn)的居所，愉快，但看房的過程，重復又疲憊。于是果斷如我，排除前期云調研，實際從看房到付定金，我只花了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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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太多的投資經驗，這段經歷還是讓我對這次選題的幾個采訪對象有了更深的同理心。比如剛剛落腳深圳半年，希望帶著孩子在深圳開啟新的生活，卻在看房路上因政策調整而失去買房資格的李夢；比如因為房價上漲被不斷推升預算上限，卻一次次被業(yè)主“反價”，直到一覺醒來失去買房資格的方晨；比如花了幾個月推著嬰兒車帶孩子四處奔波選房，因在新政出臺后擔心房價下跌，付出5萬元違約金，也要將剛定下的房子退掉的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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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做這個選題，我可能很難去細致思考一條政策背后不同的人生境遇，事實上，你也很難想象得到。如果把新政所劃定的限購政策看作在坐標軸上以某幾個維度框定一個區(qū)域，你可以想象這個區(qū)域內無以計數的坐標點，每個坐標點都代表一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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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稿子的時候我也會好奇，一條政策的制定背后斟酌取舍的過程。比如限購年限要設定為三年五年還是一年，該補哪個政策漏洞，補的力度應該多大，政策施行的時間究竟要定在哪一天，等等。政策的毫厘之間，決定了很多家庭的生活折線。比如失去資格后被迫租房，父母只有暫時和孩子兩地分居；比如在限購政策前恰好賣掉了在深圳的唯一住房，沒法再次買房，十幾年的深戶只有重新回歸租房……確實，政策的出臺，遏制了投機炒房，但也改變了一些人的生活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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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一個稿子不應該只是宣泄某種情緒，如果讀者看完故事，只是感嘆一句“運氣不好”，稿子未免顯得單薄。作為寫作者，我們在講述被改變的生活軌跡之外，也需要去探討政策出臺的背景，為什么必須出臺，為什么是這個時間出臺，等等。我們需要補齊情緒之外的不同視角，提供一些理性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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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政策的制定有很多掣肘的因素，特別是在今年上半年的特殊背景下，我們需要將財政、稅收、疫情、產業(yè)等多重因素考慮在內。政策的制定也時常是在不斷地權衡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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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外部性，‘誤傷’無法避免”，那么如何從過去的政策效應中吸取經驗教訓，讓調控政策在未來更加及時科學精準；如何讓城市在承擔更多發(fā)展責任和年輕人夢想的背景下，提升治理的綜合能力，或許是我們的稿件將這些個體故事和反思呈現出來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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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作為個體，我們可以用“運氣不好”的感嘆來疏解情緒，作為政策制定者，卻無法回避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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